Friday, December 28, 2007

Monday, December 03, 2007

大专法令妨碍人力资本建设?!

首相阿都拉至推出第九大马计划报告书以来,一直不断地强调人力资本建设,各方也响应首相的号召,纷纷推出各自的蓝图强调落实人力资本建设,高教部也推出高等教育大蓝图,也是以人力资本建设为本,并大声说 要在2010年培训数以量计的博士,那到底这计划能否成功落实,目前看起来还是个疑问。

但是笔者认为,这计划若要完成任务,其关键在于1971年大专法令。为什么笔者如此认为,原因如下:

第一,大专法令授予行政人员过大的权力导致滥权事件频频发生,2002年开始国立大学开始 发生多种官员滥权事件,从早期理大辩论队出国比赛被大专法令控告罚款2百零吉到最 近博大李松荣作为投诉官员暴力的受害者,被大专法令判罪停学一学期,各大专一直 不断重演大专法令侵害大专生的事件,辩论本来就是提高学术水平的其中一个关键技 巧、投保滥权者本来就是大专生体现要求杜绝校园滥权事件的表现,但是这些行动非 但没有得到鼓励,反而受到对付,大专学府如果连这些都做不到的话,试问所谓的高 等教育大蓝图要如何落实成功呢?

第二,人力资本的培训在于思维上的提升、脑筋上的激荡,要成功的培训大专生成为国家人力资本,但是大专法令牵制了大专生的言论自由,大专生不能随便撰写论文、不能随便对媒体发言、甚至不能随便发问题,这些都是会触犯大专法令,更在几年前北大生利扎就曾因为在研讨会上发问有关国内贪污的问题,被大专法令控罪停学3学期,这些都是导致现在的大专生逐渐变成沉默的一群人,试问如果大专生连问问题都会被对付,发表自己的看法也被控告,想要撰写自己想要研究的论文题目也会被阻扰,那高等教育大蓝图要如何建设人力资本呢?要如何培训更加多有素质的博士生呢?这个不管设立多少间研究型大学也做不到,因为大专法令牵制了大专生。

第三,大专人力资本的培训应该注重大专内的学术自由空间,因为大学拥有更多的学术自由空间,能创造出更多的有素质的学术人员,但是大专法令牵制了大专学术自由,每一位大学教员、大专生被迫签上行为操守书,不管是撰写论文、还是对外发言都要通过大学副校长的书面同意,如果不愿遵守的话,就要被迫离职,这也造成一名牛津大学毕业、获得诺贝尔研究奖的教授被迫离开北大,因为他为了要求学术自由,不愿意签署行为操守书,试问问没有学术自由空间的大专如何培育有素质的博士生,完成高等教育大蓝图呢?

第四,人力资本的培训始于大专生参与学会,从策划、参与活动中自我培训,但是大专法令牵制了大专生的结社自由、活动自由,一个成立了17年的博大华文学会至今还是无法得到注册,理大华文学会每年只容许举办9个活动的活动限制,试问问一个注重人力资本建设的高等教育大蓝图在限制大专生参与策划活动的情况下,要如何落实呢?

大专法令是一个缺乏法治精神、有违大学精神的法令,所以务必把大专法令废除,改以尊重大学精神、拥有法治精神的大学法取代,才能够全力推广人力资本建设的理念,完成2057年宏愿,要不然这一切都是空想,因为采用以人治而非法治的大专法令是无法建设更多的人力资本,只会制造更加多的校园滥权问题,创造更多的“大马纪录”,出现更加多的像李松荣般的受害者。

Saturday, November 24, 2007

大学排行榜=国家排行榜


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特辑》公布的2007年全球大学排行榜调查出炉了,国内各大学排名又再滑落,首相感到痛心、部长说计分方式不利于我国,各方言论彼升此落,大家都感到气愤又难过,首次马大连200名都挤不进,博大更从292掉到364名,掉了足足72名,然而大家深知这些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因为会构成这一切的原因,都是有迹可寻的。

从最城内目前闹得沸腾腾的博大李松荣事件中,就可以看出端蔽了。一名受到暴力保安官员抢夺书包、学生证的博大生,到警察局、保安局投诉后,暴力官员非但没有受到任何对付,反而吹哨者被博大校方引用《大专法令》对付,被处罚停学一个学期,如此无理、不专业的事情竟然会发生,这也难怪博大排名如直线式滑落,连掉72

一间号称是全马首间得到国际管理水准证书(ISO9001)的保安局,竟然能够在没有给予任何理由的情况下,要求搜查学生的书包,事后保安局长还大言不惭地说:“他们要求搜查无需向任何人解释,并指虽然有搜查程序,但是他们有权根据当时情况来执行职务。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校园呢?就连警察搜查程序都需要给予合理的解释与一名高级警官在场方能进行搜查,小小保安人员竟然比警察拥有还要大的权力,不需任何理由就可以随意搜查任何人的财物,这岂不是把UPM变成了Universiti Pak guard Malaysia,让博大成为了全马第一间“保安大学”,试想想,连保安系统都如此限制、霸权之上,可想其大学的学术空间会有怎样的自由度、国际排名能怎样的持续滑落了!

所谓:大学是社会的缩影,这句话说得真没错,从李松荣事件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国阵政府管理国家的模式,在校园,投诉官员暴力行为的吹哨者被《大专法令》下控告判罪、在国家,不少揭发部长贪污证据的吹哨者被《官方机密法令》下控告判罪,贪污滥权的部长仍然逍遥法外、暴力滥权的大学官员也一样无法无天地继续执行“任务”,国内大学国际排行榜继续滑落、大马在贪污指数、新闻自由指数继续滑落,那马来西亚的路在何方呢?

笔者认为,要突破这一切,需要的是人民的醒觉与公民社会的建立,大家应该要扮演好各自的角色,通过不同的管道教育群众关心社会、改变社会,只有通过更多人的参与国家政治,更加多的公民组织在监督政府,要求废除更加多的恶法,我们的国家才会有光辉的明天,我们大学的国际排行榜才会提升,因为没有民主空间的国家,又怎么会有民主的校园呢?

示威游行是我国的文化

日期/Nov 19, 2007

作者/杨培根

载自: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php?n=5394

最近,70个团体所组成的“干凈与公平选举联盟”(Bersih,净选盟),号召人民参加10万人大游行,以便提呈备忘录给国家元首。净选盟由67个公民社会组织和三个在野党所组成,结果四万人参与了这项我国有史以來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但是,官方报道竟把人数缩成一万人。早些时候,甚至说成只有四千人或四百人。

針对这大规模游行示威事件,首相阿都拉说,游行示威不是我国的文化。首相说:“这不是马来西亚的生活方式。我国是个民主国家,而这样的集会为我国所不容。”他还说,示威游行不是促进改革的办法。

根据20071112日英文报章《太阳报》(theSun)报道,首相说:“我希望人民能理解,这类‘街头民主’不是促进改革的办法,而人民不接受这种举措。人民愿意以和平方式进行改革。”

显然,首相指的就是在星期六前往元相皇宫的数万人大?行。这次大游行,是为了要求改革目前不合理的选举制度,希望我国能建立起一个清廉公平的选举制度,以取代现有的诸多弊病的选举制度。。

青年工作者法米惹扎(Fahmi Reza)为我国民主事业作了贡献,他收集了资料和照片证明:和平请愿和示威游行,是我国早已形成的文化。上世纪40年代末,马來人为了反对“马來亚联邦计划”,爭取国家独立所进行的斗爭,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旧报纸堆另有乾坤

法米从旧报纸堆中挖掘出一些相关的历史事迹,发觉各种语文旧报纸所作的报道显示,马來人为了爭取国家独立,和英殖民政府展开斗爭,曾经毅然地集体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19462110-16日,《马來亚报章摘要》第16期(英文),连续记载了马來人抗议示威游行的新闻。下面摘录其中一部分的记载:

“马來人抗议示威游行――194629日,报章MAJLIS报道说,有三万六千名吉兰丹州马來人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以反对’马來亚联邦计划’。马來人把这个计划的白皮书形容为‘英国人在马來亚投下的一颗原子弹’。”

同一天,另一份报章《人民呼声》(SERUAN RAKYAT)报道说,参与游行的人数不只三万多,而多达六万五千人。示威者手举标语,标语用英文和马來文书写,內容有:“英国政府不守信用”、“我们还能相信英国政府吗?”、“马來人要在这世界上生存下去”、“还我权利”、“我们要公平”、“我们要和平,但我们的权利不许被剥夺”等口号。

这份报章发表了吉兰丹州政府部门的马來官员所签署的一份“宣誓书”,他们共同宣誓:如果抗议行动失败,他们將集体宣布辞职。过后,他们將把大部分精力花在捍卫国家尊严,保卫祖国的事业上。

194627日,华文《民声报》评论这次示威游行,指出:吉兰丹州的马来族正点燃起民族主义的火把,表示强烈反对白皮书。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甚至准备展开一场罢工行动。

另一方面,为数两千名的吉打州马來人,等待着侯恩將军(Major General)蒞临亚罗士打;他们手拿标语,高喊口号“表示反对马來亚联邦计划”。

1947 922日,《海峽时报》也报道了一则新加坡举行群众大会的事件;这则新闻报道说,昨天在新加坡花拉公园参加群众大会的部分听众表示支持“全马联合行动理事会-人民力量中心”(即马來亚各民族大联盟)所草擬的宪制建议。(资料來源:M Thambirajah著:《马來西亚历史教科书》第三册,1979联邦出版社出版)

《巫统斗争史》也记载示威游行

法米还寻获了一些珍贵的历史照片,显示当时示威游行的情景。在这张历史性的相片中,有一副以爪夷文书写的标语:“皇族和人民必须团结起來”这个标语还注明出处是:巫统吉隆坡文良港支部。

法米的文章还引述了《巫统斗爭史》一书中的一些章节。这本《巫统斗爭史》的作者是依布拉欣玛目(Ibrahim Mahmood),他是巫统发起人之一;1946511日,他还在《巫统创党宣言》中签了字。

以下是从《巫统斗爭史》摘录下來的一些文字:

“两名英国国会议员Capt. GammonsLt. Col.Rees Williams到访――19465月间,两名英国工党国会议员,即Capt. GammonsLt. Col.Rees Williams应巫统之邀到访马來亚,目的是为了观察马來族群起反对‘马來亚联邦计划’的真实情況。当时,他们到访过全马,每一个州的马來人都倾巢而出,参加示威游行和召开群众大会。各州采用的表达方式因地而异。

柔佛州――这两名英国工党国会议员到访的第一站是新山。数万人集合在新山皇宫大庭前(以照片为证),表示抗议,“马來皇族和人民的灵魂与身驱被强行分离”。

吡叻州――1946528日,这两名英国国会议员抵达江沙(Kuala Kangsar)。在这城鎮,马來人举行了一次最大规模的群众大会。群众大会是在市区的大草场举行的。出席群众大会的马來人來自吡叻州各地,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参加群众大会的人数多达数万人。”

国会议员理直气壯的言论

我国当今的国会议员哈雅蒂(Dr Hayati Othman)认为,我国爭取独立的斗爭,是从当年独立斗士发动一连串的示威游行开始的。

首相认为,人民和平集会并不是马來西亚的文化。这名国会议员反驳了首相阿都拉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言论,并对这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讲话表示遗憾。

他指出,历史清楚表明,早期的巫统领导层自己发动示威游行,反对英殖民主义者;最好的例子就是:在巫统领导下,马來人反对“马來亚联邦计划”的事件

巫统主席翁嘉化领导示威游行

在这反对“马來亚联邦计划”事件中,翁嘉化(Dato Onn Jaffar)以身作则,帶头领导示威游行,反对这项不符合人民利益的计划。翁嘉化是巫统发起人之一,同时,还是第一任巫统主席呢!

当时,为了配合其他斗爭方式,策划举行了一连串示威游行,以反对“马來亚联邦计划”。这项正确行动,有助于舖平往后走向国家独立的道路。

翁嘉化当时在领导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街头示威游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首相是不是在否定这个历史事实?

其实,不持有武噐的和平示威游行,是我国宪法保障下的基本自由权利之一。这是我国人民应享有的基本人权。和平示威游行也是《联合国人权宣言》所阐明的的基本人权。任何人都不容许剥夺这项全世界人民所公认的基本人权。

Thursday, November 22, 2007

政治的回归

【编按:新山南方学院本月(11月)3日举办创院17周年庆祝活动,其中一个节目是人文讲座,今年邀请本刊资深专题作者张景云主讲;张景云把讲演圈定在“人文学人的政治素养”的范围,讲题为“政治的回归”,下文是讲演纲要。张景云席上循此加以演义。现征得院方同意,由作者交本刊先行发表。】

【本刊张景云撰述】我今天的讲话不是一篇演讲辞,不是一篇论说文,而是一篇个人沉思默想的“沉思録”,犹之法文的Pensee

天地球表层上最肮脏的字眼,人类社会最受人诟病和唾骂的事物,莫过于政治这个名词、政治这种活动了。如果人类社会是依靠政治运转的,政治是人们生活中不过 或缺的东西,何以人们今天会对政治产生和抱持如此强烈的偏见;这里说偏见,因为政治本来是“不肮脏”甚至于高尚的东西。是甚么人轻蔑政治,政客们遯迹在政 治之中,如鱼得水般得意,有偏见的当然是政客以外的大多数普通民众;换句话说,这种对照是被治理者(the governed)与治理者(the governers)的关系。

党政治在人类历史上是相当晚近的事物(假设大概二百年吧),今天地球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推行这个制度,包括各种自由主义民主、名义上民主、甚至君主(立宪) 政体的国家;这些政党理的政客都声称他们代表人民,代表他们议论政策,代表他们治理国家,尽管在绝大多数国家,人民知道这些政客无能腐败、自利自肥,因而 对他们怀疑、厌恶、不信任。当被治理者对治理者产生这种不信任的情绪,当艾顿勋爵(Lord Acton)的判断“权力经常会腐败,绝对的权力就绝对的腐败”成为世人对政治最流行的印象时,世人就是忘记了(或根本从来就不明了)政治的原初合理状态,而把意欲或实际效果就是排挤掉“本然政治”(Politics as it should be)并取而代之的“鱼目政治”视为政治理所当然的本体。

不沾政治是不可能的

欧威尔(George Orwell,左图)说,在我们的时代,“不沾政治是不可能的。”他说,“所有课题都是政治课题,而政治本身则是一大推的谎言、避重就轻、恶行、憎恨和精神分裂症。”何谓精神分裂,字典说这种精神病的主要症状是患者思想、感情和行动缺乏联系和一致。欧威尔说这话时是1946年,他死得早,有幸不及见证今天人类政治的丑恶。今天世上最有权势的政治说谎者是美国那位boy president,最著名的政治精神分裂症患者也是他,他和他的一群共犯给世人带来无穷尽的破坏和苦难,而这一切都是建筑在谎言和白痴逻辑上。

的,我说世人,我不说伊拉克人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人类同胞,不是没有血肉的统计数字。今天世界上最强大的民主政体国家的民选总统靠谎言来治国、来推行外 交政策,我们不妨推想一下,天底下那许多民主体制相当脆弱的国家的领导人,在缺乏健全议会制约和媒体监督的情况下,又会如何的运用谎言来维持政权。人人都 有理由讨厌说谎者,掌握权力者说谎,则是惯性的说谎者,是艺术包装说谎者,所以被统治者厌恶政治,不相信政治可以是清洁干净的事情,这是无可厚非的。

有当代最杰出的政治作家之称的欧威尔,是在1950年(他逝世那年)之前一年写成《一九八四》,他诛伐的极权主义对象是纳粹主义和史达林的苏维埃极权统治;美籍犹太裔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极权主义的起源》成书较晚,她所论析的对象则是反犹太思潮、帝国主义、种族主义,以及漫泛过政治疆界的民族主义,这些都是西方世界历史上的所谓地底暗流(汉娜·阿伦特后来有补充撰写一篇论析苏维埃极权的长文。)今天回顾20世纪历史,特别是后半叶,人类曾面临两大危机,一个是共产主义极权统治(纳粹在前半叶),另一个是核子毁灭威胁。这两个威胁都没有解除,不过只是另一种霸权盖过了它们。

我们从历史回到义理。如果人类希望摆脱极权/霸权统治,第一步应该是问“何谓政治?政治的意思是甚么?”卢骚说,人生而自由,然而(今天)人人都在桎梏 中。如果我们不是问“政治的意思是甚么?”而是问“政治的目的是甚么?”,就是把政治视为一种手段,沿此作历史的推演,就只能回到极权主义的老路。从过去 极权统治的惨痛经验来思索,可以看到这种“手段——目的”二分法的意识形态逻辑如何狡猾的被利用来奴役民众,高高举起一种“终极的善”(从前是政治的,今 日或许是宗教的)治世状态作为“目的”,强制人民作出牺牲(譬如说牺牲自由)作为手段;只要目的正确,手段可以无所不用其极。这些形形色色的历史命定论的 意识形态(Ideologies of Historical Determinism)操弄这种手法已经屡试不爽。提问政治的意思是甚么?这是要替政治清除“政治的敌人”,要努力重建政治的主体性。这就是我的讲题的主旨。

政治的敌人骑劫了本然政治

汉娜· 伦特(右图)说,政治的意思是自由。这么主张时,她也注意到这样提问和这样回答仿佛显得单薄了一点,不是因为内中的含义不丰富精致,而是因为今天人类所面 临的政治现实太复杂太凶险,这个“政治的敌人”骑劫了“本然政治”,喧宾夺主的取代了“本然政治”的位置,以致使“本然政治”的基本思维已无法解说人类今 天面临的“灾难政治”的问题。

骚说,人生而自由,然而(今天)到处人人都在桎梏中;接下来的潜台词就是,人必须解放。(解放仿佛是共产党专用的词汇,你不能因此就将它视为洪水猛兽,此 词的政治源头早过共产主义运动,在今天的人类处境中它的义涵也更多样。)在古希腊的城邦政治中,政治和自由是两位一体的,政治(从事政治活动)是自由人 (城邦公民)的事务,自由是政治的(不是基本条件,而是)本质状况。而政治活动始于话语(Discourse),由此引向行动,整体都归纳在一个大行动(包括首要的话语)之中;在这个思想传统中,如果政治是自由,政治也是话语;易言之,政治在定义上就是自由(因此平等)的话语,包括议政以及延续的行动。在古希腊哲学中,文字/语言(逻各斯Logos 不只是文字/语言,而且是像中国道家思想中的“道”,是一条路,是行动。我们今天不能原封不动的照搬古希腊城邦政治,特别是城邦公民所以能“自由”的条 件,就是相对于城邦外的“野蛮人”,以及建筑在奴隶制上的这个历史阶段限制;然而上述的那个政治等于自由等于话语(对话、交流、议政、辩论等等)的政治哲 学主线,却是人类宝贵的共同遗产,在今天的“灾难政治”中更是弥足珍贵。

天的你我,以及无数无名的被统治者阶层民众,是不是自由?我们感觉自由吗?我们真正自由吗?这问题不只马来西亚人要问,世界各国(包括冷战时代自诩为自由 世界领袖的美国)的人民都必须问。自由抑或不自由,有许多测试的方法,其中大要在于统治者与(对)被统治者的联系(态度)上;当政府长官对民众(特别是个 人)的诉求不闻不问,或者挥一挥手说:去留请便,你要移民你要脱离国阵大门在那边,这是权力的傲慢(arrogance of power),这也告诉你:你不是平等的,因为你不自由。

然有许多现象只是症状,公民不自由的因素很庞杂,不能只关切政治(制度与文化)而忽略市场,不能只着眼于权力机关而看不到在野党和公民社会,不能只注意典 章制度而忘却民族素质与社会文化,而这一切事功最后都会回归到话语这个关键上。何以如此?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之后的当代政治,是争夺话语(权)的政治,这也 延续前文的“政治等于自由等于话语”的提法,而在被统治者阶层来说,话语更是政治与自由之所系,易言之即是生命之所系。中国当代思想家胡平在《论言论自 由》(19751986)中说:“如果说,权力是有权者的语言;那么,语言便是无权者的权利。”诚哉斯言。因此,保卫语言,维护语言的洁净和完整(integrity of language),不让来自各方的权力歪曲和摧残语言,让语言为“本然政治”招魂,以增升公正和减少苦难,就成了世人对“灾难政治”作战的前线。

灾难政治”不可同日而语

难政治”在二十世纪后半叶所意指的霸权,跟今后世人所面对的霸权比较,显然不可同日而语;今天我们可以勾勒出其面貌的一个强权,当然是冷战结束后世上仅存 的超级强国,美利坚大帝国,这个帝国的综合国力在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它的影响力可以成就好的成果,譬如作为民主大磁场它推进了苏共的瓦解及其东欧卫星国 的民主化转型,但是它的破坏力也同样大。

美利坚大帝国是全球一体化(Globalization 最大的推动者,也是最大的受益者,而在这个对许多小国穷国来说是福祸相倚的全球一体化大潮之下,国家和世人都活在一个“世界村”里,美国的庸俗生活方式、 世界观和价值观,以及低俗的通俗文化,正逐渐的把人类珍贵的地方与传统文化浸蚀和摧毁。这当然不只是白宫和五角大厦的角色发挥作用,其中还有华尔街(金融 中心)、马迪逊大道(广告业中心)、好莱坞(影音文化大本营),以及分散全国各地的寡头大企业,其中包括永不餍足的石油业和军事工业,都在发挥作用,像掩 盖了整个地平线的蝗虫大军,不停歇的涌向地球每个角落。在美国庸俗文化无孔不入的渗透之下,借用《共产主义宣言》的说法,一个幽灵正游荡在人类社会的上 空,那是甚么幽灵,那是拜金主义、消费主义、唯利是图无所不用甚极的犬儒处世态度、人的虚拟化及去血肉化,以及在这些势力的高压之下所出现的人性疏离和诸 种优良传统价值的物化和商品化,等等。

我猜想,再往后一代人的时间里,地球表面上的所有的人,半数会因缺水缺粮缺药物以及被美帝国局部化的战争而早夭,另半数则丰衣足食,成为自由市场寡头企业的“炮灰”(fodder,这里是借用战争炮灰之喻),清醒的时间一半用来拼命挣钱,一半用来到购物中心朝圣进香,膜拜财神爷兼进贡大企业。另一种比喻是人人都像猪和鸡鸭,活着的时间全是消费、消费、消费(不断吃饲料),活着的目的只为寡头企业制造盈利(被吃进人的肚子里)。

语言是无权者的权力

然而,语言是无权者的权力,世人(那些还未被麻醉的人们)应该坚守战地,运用语言和话语权,努力扩大清醒的版图。欧威尔在60年前已经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政治言辞和文章大部分是为不可辩护的事物辩护,政治语言大部分包含委婉语、以问代答以及根本不知所云的含糊不清。他在经典小说《一九八四》里更发明一种新语言Newspeak):战争是和平,等等,嘲讽极权统治的指鹿为马、颠倒黑白。

来到当今,英国作家伯杰(John Berger 这里有一段话:“我们必须抗拒新暴政的话语。它的词汇都是废话。在那许许多多可以对换的一再重复的演讲、文告、新闻发布会和威胁语话中,一再重现的词汇不 外是:民主、公正、人权、恐怖主义。每一个词在其前后语境之中,所指涉的其实是它往昔所指涉之意义的相反面。”我几年前曾引録过伯杰的一段话,这里重引作 为这个讲话的结束语,他说:“For us to live and die properly, things have to be named properly. Let us reclaim our words.

是的,让我们夺回我们的语言,夺回我们的话语权。

注:

欧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英国政治小说家、随笔大师。

汉娜·阿伦特,美籍犹太裔(德语学派)政治哲学家,逃避纳粹暴政移民美国,《极权主义的起源》出版于1951年。

伯杰(John Berger),英国马克思主义美术评论家、小说家、随笔作家,年逾七十,现居法国。

载自: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php?n=5416

Tuesday, November 13, 2007

你知道吗?真相是这样的!!!

大雨冲不退追求干净选举黄潮
群众高度克制示威终和平结束

■日期/Nov 10, 2007 ■时间/03:18:32 pm
■新闻/家国风云 ■作者/本刊林宏祥

【本刊林宏祥撰述】尽管首相和警方恫言对付今天的“黄潮”示威参与者,再加上吉隆坡市去在中午下起倾盆大雨,然而就是浇不熄四万人“追求公平选举”的心中烈火,从七个集会地点冒雨游行到国家皇宫,成功提呈备忘录。

约四万名身穿黄衣或佩戴黄色衣饰者向断言“示威终将以坏的结局收场”的阿都拉巴达威展现高度的自律,在没有他者挑衅的情况下,和平地举行了今日的游行与集会。除了镇暴队在州立回教堂(Masjid Jamek)向人群发射水炮与催泪弹,以及逮捕了42人,这场自阿都拉掌权以来最大型的示威活动,终在相对顺利的情况下划上句点。

原订于下午三时召开的集会,由于警方严密封锁独立广场,又在州立回教堂驱散人群,导致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Bersih,简称净选盟)临时改弦易辙,放弃在独立广场集合,直接前往国家皇宫。

一度在上午11时左右遭封锁的国家回教堂(Masjid Negara),后来在中午一时左右开放让回教徒祈祷。

祈祷过后,欲参与示威者纷纷换上黄色的衬衫,在倾盆大雨中等候领袖的下一步指示。

一名回教党党工告诉《独立新闻在线》,根据最新的安排,国家回教堂将是聚合点,回教党主席哈迪阿旺(Hadi Awang)及人民公正党首领安华依布拉欣将率领群众,从国家回教堂游行到国家皇宫。

无论如何,在下午2时30分左右,一支从独立广场方向游行而至的队伍抵达国家回教堂,逾千名示威者涌出回教堂,加入其行列,然后浩浩荡荡游行向国家皇宫。

哈迪阿旺与回教党署理主席纳萨鲁丁(Nasharudin Mat Isa)在回教党志工队(Unit Amal)护驾下,在此起彼落的真主伟大Allah-Hu-Akbar)的口号声中,步行到国家皇宫。

镇暴队围堵国家皇宫

值得一提的是,志工队除了展现了高度的自律,更是扛起维持交通秩序的任务,为来往的交通开路,一切井然有序。在游行过程中,不乏司机鸣镝,甚至在高空中经过的轻快铁也鸣镝,振奋了游行者的士气。

游行者在3时30分时,从不同的路道,陆续抵达国家皇宫门前。超过五辆镇暴队卡车已驻守国家皇宫门前,其中有水炮车对准人群,惟没有扫射。

后来,国会在野党领袖林吉祥、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哈迪阿旺、回教党总秘书卡玛鲁丁嘉化(Kamaruddin Jaafar)、人民公正党总秘书卡立依布拉欣(Khalid Ibrahim)等人抵达国家皇宫,准备向最高元首提呈备忘录。

在“黄潮”中,回教党副主席莫哈末沙布(Mohamad Sabu)、人民公正党全国宣传主任蔡添强等人向群众发言,前者呼吁示威者克制与自律,不要受任何一方挑衅影响,更不要破坏公物,包括集会地点周围的一草一木。

因1998年改革运动崛起的蔡添强,再度率领群众高喊“烈火莫熄”(Reformasi),诉求改变。

当时的安华依布拉欣正困在车龙中,后来出动“摩托车”载送,在3时45分左右抵达国家皇宫。回教党的志工队与镇暴队各自围起两道人墙,不让对方越界。

由 于场面太大、人潮过于拥挤,再加上扩音器效果不佳,安华简短的群众演说,仅少人听闻。护航在安华依布拉欣身边的赛夫丁(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后来告诉《独立新闻在线》,安华认为示威者成功排除首相与警方的警告走上街头,是基于一种醒觉,而这个醒觉来自出席者坚持认为选举制度需要 “净化”。

其次,安华也认为,最高元首愿意接收来自在野党团的备忘录,证明最高元首亦认同我国的选举制度出了大问题。

集会和平结束

三个在野党巨头后来在下午四时,成功将备忘录交给最高元首机要秘书,由后者转交最高元首。警方不容安华再发言,并要求示威者立刻解散。所有党团领袖开始离开现场,而示威者则往国家回教堂游行。

在整个示威过程中,警方的直升机在上空盘旋监视,而示威者也高举手中的布条与诉求,向上空的直升机欢呼。有者在离开时还向警方致谢,从头到尾没有出现骚乱情况。

下午四时以后,部分游行者回到国家回教堂,而其余的则游行到州立回教堂。警方依然封锁独立广场,不让人群进入。

在这之前,吉隆坡警方昨夜开始部署戒备,并在今早四处设路障、封路及派遣警员驻守净选盟圈定的集会地点。

这场“十万人大集会”由净选盟举办,诉求改革选举制度,要求第12届全国大选是公平的选举。首相阿都拉对此集会甚感不悦,并在昨日恫言严厉对付示威者。【点击:指“街头民主”挑战政府 阿都拉放话驱散明午集会】

Wednesday, October 24, 2007

[全营招收筹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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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催单位:全国大专生联谊会(全联) 主办单位:博大华文学会(博华)

Thursday, October 11, 2007

什么是公民社会

什么是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这一概念的起源和发展,要从两千五百年前的希腊开始谈起。

两 千年前的古希腊和如今不同,它是众多城市的一个集合体。每一个城市自行管理各自的事务。不过,希腊首都雅典当时是群中之首。早在两千多年前,雅典就有了所 谓“人民统治”的民主观念。但是拥有选举权的仅仅限于男子,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成人男子可以投票选举自己城市,也就是雅典的领导人。

欧吉斐博士是公民社会问题的专家,他解释了古代雅典民主的特点:“在雅典民主中已经包含了公民社会以及公民秩序的理念。不过和当代民主相比,它的最大区别是,古希腊时代,人们还没有独立权和独立自治的观念。他们认为,每一个人的权利都是由城市赋予其市民的。” 这些权利不包括妇女、穷人、奴隶以及驻在雅典的外国人。不过,古希腊提出的公民权的概念却是十分重要的。它意味着,权利,不仅仅把持在帝王将相的手中,就像其它许多古代文明社会那样。当然,公民社会的理念在另一个古代文化中也得到发展,那就是罗马。

理念的形成

公 元前七世纪的罗马,还是位于意大利中部的一个小村落,不过,在几百年后,罗马成为鼎立于世界的洋洋帝国。到了公元一世纪的时候,罗马军队已经统治了欧洲西 南部、北非和中东的大部分地区。而罗马人的许多灵感都是从邻国希腊人的政治和文化中获得的。其中之一就是公民社会的理念。罗马人也像雅典一样,只把公民权 授予一少部份人,那在当时看来是极大的特权和荣耀。开始,先是罗马的居民,然后才逐渐扩大到整个罗马帝国的范围。

罗马公民不能选举他们的领导人,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却享有某些基本权利和自由。实际上,英语中的许多政治和社会方面的词语都是从拉丁文而来。比如,CIVIL公民这个词,就是从拉丁文中的CIVIS公民而来。英语社会一词,也是从拉丁文的SOCIETAS借用过来的,连拼写都所差无己。意思是具有共同利益的一个群体。那就是社会。

欧 吉斐博士解释说,罗马和希腊人有很多共同的理念:“希腊的成就是巨大的,而罗马的成就更为辉煌。不过在公民理念上,这两个文化都承认,它是人的本性中都有 与社会交往的需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对公民社会以及公民秩序的需要。他们都认可人的社会和政治属相。不过,他们所定义的公民权利是要由政治统治者所赋 予。”

上述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欧洲人的政治与社会理念,是个人自由及权利观念的基础。罗马帝国在公元五世纪衰落下去,以分裂的小国取而代之。从那后,又过了一千多年,才又出现社会理念的新突破。

剧烈变革

十 五世纪之后的意大利,人们又重新唤起了对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的兴趣,这就是文艺复兴的开始,其中,也包括了对公民社会理念的重新认识。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 几百年里,欧洲出现了巨大的科学进步,同时也出现了战争与冲突。哲学家们用心良苦地构思勾画出一套有关基本人权和自由的理论。以十八世纪末期的法国大革命 为例,皇权被推翻,并由人民选举了民主政府。

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军队就是唱着这首歌跨越欧洲大片地区,传播自由与民主思想的。虽然,法国民主革命失败,但是,主张由人民主宰自己事务的理念却将持续下去。

史 学家路易斯博士说,在当今剧烈变革的形式下,「公民社会」的理念再度时髦起来,这就足以反应人们担心动荡的心里:“人们开始在想,我们如何才能把社会力量 聚集在一起呢?于是,公民社会的概念就应运而生。从那时开始,人们有了更多的独立性,并开始意识到,他们可以向传统提出挑战。”

到了十九世纪的时候,随着重工业的发展和科学新发现,人民对传统的挑战日趋明显。在英国人们开始向政府提出各种疑问。其中之一就是贩卖奴隶的问题。

反奴役运动

压力团体<国际反奴役运动>的奥尔德解释说,他们是在经过了长期的斗争之后才取得成功的:“十八和十九世纪的国际反奴役运动,经过了五十年的努力之后才见到成效,英国通过了第一个反奴役法律,禁止英国军舰被用作贩卖奴隶的工具。”

英 国反奴役运动的成功为其它国家树立了一个样板,使人们看到,普通老百姓可以团结起来向政府施加压力。人们在推进反奴役运动过程中首次借助议会制度。他们的 想法是,如果要争取建立反奴役立法,那么就应该首先说服每个议员。所以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他们便开始了游说活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克拉克森了。 他是反奴役运动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他骑着马从一个社区走到另一个社区。据说,一年下来,他平均要跋涉四万多公里。...渐渐地,形成了游说活动的传统。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反奴役运动也趋于高涨。一首家喻户晓的黑人歌曲,在美国南部的非洲裔黑人中极为流行它表现了受奴役的人们对自由的渴望。

美国反奴役运动所采取的方式同英国类似:会议、书籍、传单、报纸广告游说演讲以及向政府施加压力等等。不过,在是否废除奴隶制的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进而导致了美国的南北战争。

18611865年,经过了四年的长期斗争,北方获胜,一八六五年,美国在法律上正式废除奴役制。不过,种族歧视和不平等现象仍然司空见惯。而且,直至今日,人们仍然能看到许多公民社团在为实现社会平等的目标,弃而不舍地持续奋斗。

理念的扩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公民社会」的理念不断扩展,同时也得到进一步升华,以至天赋人权的理念逐渐成为人们公认的人权标准。也就是说。不论肤色、种族、和宗教信仰多么不同,人与人之间都是平等的。

不过,到了二十世纪,在废除了奴役制之后,又出现了更多的社会形态和制度,比如: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在集权社会里,在统治者所强调的集体主义的招牌下,个人的权利被忽视,甚至被剥夺。在二十世纪里,「公民社会」团体又再次展开了同集权主义的斗争。

人们需要一个空间,他们首先需要有一块地方,使他们能集思广益和提出反对意见。「公民社会」就成为他们赖以实现上述目标的途径。因为在集权政治里,老百姓没有集会的地方,所以,「公民社会」就提供了这样的可能。

从古希腊时代开始至今,「公民社会」的理念已经演变了两千多年。从西方到东方,世界各地都有人在为推进「公民社会」的理想而做着不懈的努力。下一集节目向大家介绍的是欧洲国家是如何为反抗专制政府而斗争的

载至:http://www.ngochina.net/show.aspx?id=825&cid=8

Tuesday, September 11, 2007

很久没有更新部落格了,有点惭愧啊。。。没办法啦。。。最近真得很忙。。忙得不懂要如何说起。。。。也累计了几个想写的评论要写。。。还没有动笔。。。

忙忙忙。。。毕业论文、博华注册、联盟、博华执委、学运、来源不绝的功课、女友。。。。让我的大学生活充实。。。。。。。。

这次的忙,我好像改变了心态去面对咯。。。。可能长大了。。。

人啊,真的是要不断的成长、学习。。。。。。

很想写一篇文章,谢谢杨白杨,对他,我有很多要说,虽然他不认识我,但是他是陪着我渡过大学生活的一个精神良伴,现在我的评论风格,其实也有些他的笔味,谢谢他,不舍得他离开了,但是改变的路上,不会因为一个人离开的停止,反而会因为他的离开,激励了更多人坚持的走下去。。。。。毕竟他已完成了他的阶段性任务,进入另个人生境界。。。

前辈,祝你幸福

谢谢你在这条路上留下许多痕迹,振奋了许多人,改变了许多人,揭发了许多真相,为社会公义献出了许多力量。。。

历史会记载你、我们会记得你

Monday, July 30, 2007

我想八月国庆月

我想八月国庆月

八月静静悄悄地来临了,大家普遍上脑海里联想到的是国庆日要到了,我们要庆祝大马独立50周年了,其实八月也是成立已有17年的博大华文学会被校方以单一语言、单一族群会破坏种族团结的理由拒绝注册一周年纪念了。一个秉持着五大宗旨、四大目标在博大经营了17年的华文学会,无端端被扣上了沙文主义的帽子,背上破坏种族团结的欲加之罪名。

一个开放会员于所有种族的华文学会、一个开办华文班鼓励其他种族学习华文、加强种族之间沟通的华文学会,如何破坏种族团结了,如何触及种族敏感度了呢?从1996年通过举办文明对话到去年举办国民团结研讨会的博大华文学会,不但促进校园内各种族之间的沟通与谅解,更带动种族之间的交流,只因为博华相信只有通过更多的沟通与了解,各种族之间才会达至共识,才能打破种族之间的隔阂,达到真正的种族团结。

一个多元开放的社会需要的是更多的沟通与了解,而不是把问题都列入敏感,避而不谈。各种族之间缺乏沟通与对话,才是妨碍种族团结最主要的原因,而不是华文学会。博大华文学会只是一群热爱自己的母语、关心社会的大专生所组成,其宗旨与目标都在于提高博大生的社会醒觉及服务精神、推广大马华人文化与文艺创作、培养民主、科学和客观的学习精神、提高博大生的独立思考及领导能力、加强校内外的联系。这些宗旨目标难道妨碍种族团结了吗?触及种族敏感度了吗?这个是让博华人百思莫解的疑问。

在马来西亚独立50周年之际,大家身负维护宪法的重任,更要尊重宪法第10条文授予马来西亚公民结社自由的权利,只要不破坏国家安全、不破坏公共秩序、不破坏道德伦理,这学会的结社权利就应该被尊重,不是以加入其他学会来取代这学会应该拥有的结社权,这不是资源整不整合的问题,而是你尊不尊重大专生的基本权利。

大马独立50年了,大专生人人手拿一本《种族关系》、《大马历史》苦读,但是种族关系有改善了吗?各种族团结了吗?还是50年不变?这是八月国庆月大家都要深思的一道问题。马来西亚,我们亲爱的祖国,我们生在这里、长在这里、最后会死在这里,身为大马子民,我希望看到是各族人民不分你我,以开放的心态,真正地团结在一起、携手共创美好的未来,而不是继续调入老掉牙的华文破坏团结这谬论里,浑而不解。

Tuesday, July 24, 2007

心情

终于有了两天的放假,结果我还是忙了两天,忙着陪小娟去走走,结果遇上交通意外,还好是小意外,但是我们结果去不成文化街。。。有点遗憾,但是也发觉一些东西,原来我们之间是互补的,感情又再度进展了。。谢谢意外,谢谢miss Tam.

放假回来,很多东西等着我去忙。。。。。小娟,放心,我们还会去玩的。。。。

有话想说,其实这世界真的有很多人,你无法满足所有的人,不管你做得多好,总会有人说你不好,破坏你,最重要自己问心无愧。。。。朋友敌人,我们一起加油吧!!!

好啦,休息够了,我要开工咯。。。不能再偷懒了。。。。屹强要加油哦。。。。

Friday, July 20, 2007

六四事件

六四事件,也称「八九民运」(民主运动)、「八九学运」(學生運動)、「六四屠杀」、「六四风波」、「八九民主运动」、「八九学潮」、「天安门大屠杀」、「天安门事件」等、中國共產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則称之为「六四动乱」,「反革命暴乱」,近些年也改称为「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在此简称为「六四」,是1989年4月15日6月4日间及其后一场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政治事件,以宣佈改革開放為基本國策、發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在反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爭論為背景,在大规模的学生、民众的的游行和示威运动中开始,但是学生团体和政府之间在交涉中未能达成共识和政治妥协,最后以政府召集军队武力镇压造成若干(具体数字不详,存在从几百到上千的各种说法)市民和学生死伤而告终。一般认为事件的中心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此外上海等很多城市也在这一期间进行了表达各种政治主张的示威游行。一般政治评论家认为此次事件导致了自1978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改革步伐的停步甚至倒退。而事件中的众多争论时至今日也尚未解决。


1976年9月9日,在毛泽东逝世之后,中国开始由自由化知识分子、领导阶层的具有改革思想的人士和广大民间共同进行的“思想启蒙”运动。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中国人民对其有莫大的憧憬,希望摆脱十年文革的混乱及过去的愚昧、贫穷。1985年,当局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遣返私营企业中的公方代表,引入市场经济中的许多观念,发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同时亦在原有计划经济理论遭到抛弃的情况下引发了国内民众的思想混乱。及后各地国营企业关闭,全国约有数百万工人失业,在当时中国政府受到了极大冲击。同時亦引發貪污腐敗物價升漲等問題,在民間造成一定的不滿。[1][2]

20世纪80年代,世界正处于冷战的最后阶段。1985年,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上台,推行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新思维」运动,在社会主义阵营内产生广泛影响。被北京政府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西方民主思潮也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左派守旧人士认为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市场经济理念的引入,宣告中国共产党背弃了马列主义的基本信条,中国已不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具有某种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1988年,公开呼唤「蔚蓝色」西方文明的政论电视片《河殇》在中央电视台公开播出,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轰动,成为六四运动的思想前导。随着中国的开放,中国人开始更多地接触西方自由、民主、人权思想,很多先进的学者人士开始公开提倡自由、人权、平等、民主,许多学生更是通过各种形式表达这方面的诉求。

从世界范围内看,六四运动并非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当时整个共产国家阵营内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六四事件发生的同一天,波兰团结工会在大选中获胜,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随后不到一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先后发生和平演变,两年后苏联亦宣告解体,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这些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在不到5年的时间中发生了政权轮替,并改变了原有的政治体制。

事件记录

起因

1987年1月,原本被中共最高领导鄧小平選定為接班人的胡耀邦被指反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違反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在重大政治問題上失誤[3]。1月16日,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胡耀邦請求中央批准他辭去總書記的職務[4][5];同時,中共中央下達(1987年)1號文件,號召全黨全國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6][3][7]

4月15日胡耀邦因病逝世,终年73岁。中共中央表示哀悼,并称他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中国军队杰出的政治领袖,长期担任党的重要职务的卓越领导人」。事件导火线是由于中国学生自发的 悼念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胡耀邦(中共文件显示,1987年,胡耀邦因对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纵容而被中共元老们要求辞职),但很快学生的纪念活动就演变成为一场反对「官倒」,反对腐败,争取民主、争取自由的抗争。事件的起因有着更为深刻和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以及与当时中国国内、国外势力的斗争和较量有关联。

4月16日北京高校学生以及各界人士自发前往胡耀邦家庭灵堂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上海大学生进行了街头游行活动,表示哀悼。

扩大化

4月17日,天安门悼念活动规模逐渐扩大,开始有学生到广场游行,纪念胡耀邦。当天下午,第一支游行队伍,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的约500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举行悼念活动,活动中曾有警察试图驱散群众,但是没有成功。整个活动在下午6点半和平结束。活动中有外国记者和外交人员在广场照相,部分学生还接受了采访。到当天晚上,广场上已经聚集上千人,除了政法大学的学生外,还有其他高校学生和普通市民。

4月18日凌晨,又有一批约3,000人的学生队伍从北京大学出发,向天安门广场游行,沿途又有近千名清华大学学生加入。清晨,数百名学生聚集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要求人大常委接见,并向人大常委提交了一封请愿信,提出7点要求[8]

  • 重新評價胡耀邦同志的功過是非、肯定其「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
  • 嚴懲毆打學生和群眾的兇手,要求有關責任者向受害者賠禮道歉。
  • 盡快公佈新聞法,保障新聞自由,允許民間辦報。
  • 要求國家領導幹部向全國人民公開其本人及家屬的實際財產收入,嚴查官倒,公佈詳情。
  • 要求國家有關領導人就教育政策的失誤對全國人民作出正式檢討並追究責任,要求大幅度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子待遇。
  • 重新評價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並為在期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徹底平反。
  • 強烈要求新聞機構給予這次民主愛國運動以公正如實及時的報道。

上午8时,国务院信访办的一名官员出面,接见了学生代表郭海峰王丹。两人要求人大常委接见学生,这个要求在当天下午5时30分得到满足。此期间学生们继续静坐,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在广场聚集、静坐。学生们的口号是“民主万岁”、“自由万岁”。到晚上9点,广场已经聚集大约2万名学生。

当天在北京的几所大学出现了约700多份有关胡耀邦的大字报。在上海,情况比较稳定,只有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的数千名学生在市政府前聚集,但是在18日凌晨就已经散去;在南京,有南京大学等高校的1万名学生在鼓楼广场举行悼念活动,但是也很快恢复平静。在全国其他地区,主要是大城市,虽然有大大小小的各种活动,但是多很快在平静中收场。

18日晚上,在新华门静坐的学生与武装警察对峙。[9]

4月19日凌晨,有学生要求进入中南海献花圈,并提交之前7点要求的请愿信,武装警察筑成层层人墙,阻挡学生进入。有人高喊“李鹏出来”,并开始冲撞警方的人墙。[10]赵紫阳在接到报告后,下令武警不得带刺刀,避免伤害学生,但是同时要保卫新华门。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亲自前往新华门部署有关事宜。同日,中共中央决定,4月22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举行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并向遗体告别。19、20日两天,新华门外学生继续聚集,并且发生严重的警民冲突事件。

4月20日北大民主沙龙开会,学生们决定自己组织学生会,废除原先接受政府和校方领导的北京大学学生会,组建“北京大学团结学生会筹委会”,由丁小平王丹杨涛封从德等七名学生领导。他们希望能够团结全北京市其他学校的学生,统一领导学生运动。会议还通过了《告北京高校书》,提议进行非暴力不抵抗抗争,采取罢课的形式争取民主。当天,新华社就学生游行和新华门外的冲突首次发表评论,称“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大局”;次日,《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批评新华门外学生静坐事件。

4月21日,北京大学学生开始罢课,抗议两天前一名学生被武警打伤的事件,也有一些罢课学生阻挡另一些学生上课。当天在天安门广场,继续有学生抗议,当天晚上广场上的学生人数剧增,达到20万人。广场上有人发表各种政治演说,要求民主与自由。与此同时,由诗人北岛发起、150名学者连署的一封表达支持学生的请愿信送交全国人大,但是未获接受。在全国,各地的示威活动升级,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试图进入北京声援,但是大多被阻拦,只有36人冒充工人身份进京。当晚,数万北京学生们提前进入天安门广场,包括数百天津骑自行车来京的大学生。

4月22日胡耀邦的追悼会,前一天晚上,北京19所高校学生组成“临时行动委员会”,组织学生悼念活动。学生们提出3点要求:

  1. 请求灵枢绕广场一周,让同学们瞻仰胡耀邦遗容;
  2. 与总理李鹏对话;
  3. 官方报纸报道学生悼念活动。[11]

学生这些要求最终都未能得到满足。上午12时45分,三名学生代表获准将学生准备的花圈送入人民大会堂,之后有3名学生周勇军,郭海峰,张智勇跪在 人民大会堂前国徽下,中间的那个学生举着一个很大的纸卷,据称是7点要求。有人高喊“人家都跪了那么长时间,为什么没人理”等话语,更多的广场学生齐喊 “站起来!”。曾有工作人员试图将学生扶起。在追悼会期间,广场上坐满了等待一夜的几十万学生,为防止学生和武装警察的冲突,担心警力不足,从外地调来军 队维持广场秩序,学生们在接近一昼夜的静坐后无结果,情绪激愤,由于将近傍晚,担心入夜出事,广场上的学生代表作出撤离广场并无限期罢课的决定,但学生对 赵紫阳极大赞美胡耀邦的追悼词基本满意,随后学生们呼喊“通电全国,无限期罢课”口号,开始从广场撤离。

4月23日赵紫阳按原定计划出访北韩。同一天,“北京市高校学生临时高联”向北京和全国各高校倡议,举行无限期罢课活动。他们称,整个事件已经转变为全面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这场大规模游行的焦点从“悼念胡耀邦”转变为“争取自由民主”。当天,北京《科技日报》突破中共当局的新闻封锁,在头版发表有关学生游行的活动,第四版又全版报道学生游行,称“学生的行动代表了十亿人民的呼声”。日本右翼报纸《产经新闻》将这次事件与匈牙利捷克的革命相提并论,日本共同社则称,若工人也加入到学生队伍中,可能迫使政府使用武力镇压。

4月25日清华大学和平请愿组织委员会”提出与国务院北京市委的领导对话,双方同意由15名学生代表与国务院副秘书长刘忠德、北京市委副书记汪家缪等人对话,可是最终因学生内部存在分歧,认为清华不应该单独与官方对话,双方对话流产。在上海,上海市委没收了当天出版的30万份《世界经济导报》,该报有批评中央决定让胡耀邦1987年下台的决定并同情学生游行等内容。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要求该报更换有关文章后出版,但是遭到总编辑钦本立抵制,最终该报在原文处留白出版,引起海内外巨大反响。

同日,李鹏杨尚昆等人到邓小平住处汇报学生运动的情况。

四·二六社论

4月25日,中共将政治局会议和邓小平的看法通报赵紫阳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等。李鹏还要求胡启立负责,由曾建徽起草《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后称“四·二六社论),当晚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 目中播出,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社论全文。社论称,「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繼續利用青年學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心情,打著民主的旗號破壞民主法制,其 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亂全國,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 這是擺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社論並稱,“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12]

社论发表第二天,在上海担任市委书记的江泽民以市委的名义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要求党员群众认真学习四·二六社论精神,制止动乱;北京也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发表讲话,称要维护首都社会稳定,批评学生是在搞“文革”,是制造动乱。

部分人对将事件定性为“动乱”表示不满,很多大学党委组织报告中也有不满,称社论的发表在学生中有很大抵触情绪。

学生们对“四·二六社论”的发表反应强烈,他们召开记者会,反驳有关指责学生试图颠覆中共政权的言论,并再度提出多项要求,包括与李鹏对话、要求公安部长和新华社社长道歉等。学生们最后决定于4月27日发动大规模游行活动。

4月27日,大约5万名学生举行游行,警方保持克制,虽然事前明令禁止游行,但是在学生示威中并没有采取坚决强制手段阻挠游行活动。学生们的标语主要是“和平请愿,不是动乱”、“打倒官僚”、“拥护共产党”之类,活动中秩序良好,最终和平落幕。在中南海胡启立召开宣传部会议,检讨之前新闻宣传方面的过失;李鹏随后要求《人民日报》再发表一篇社论,但是语气更加温和,以维持社会稳定为主旨。此外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遭撤职。对此,中共当局的说法是(原文如下):

中共上海市委认为,《导报》定于4月24日出版的一期报纸上,在用几个版的篇幅报道追悼胡耀邦同志逝世的座谈会内容中,有些如公开发表,对稳定当前局势十分不利,将会造成思想混乱,影响安定团结。为此,市委和《导报》名誉理事长4月22日约请《导报》总编辑、党组成员钦本立同 志谈话,建议对报纸内容加以节选。钦本立同志表示同意,并打电话通知停发已印好的这期报纸,待重新排版后再印发。但是,后来了解到,原来报纸已经印好,有 些报纸已经提前发出去了。而且,第二天早晨,海外某些报纸就刊出了所谓《导报》被“没收”、“查封”的消息,甚至外国电台也相继播出了类似的消息。23日 下午,市委再次要求《导报》立即提出版面处理意见,钦本立等当时决定改版后发行。直到25日下午,改版后的清样还压在《导报》负责人手里,迟迟不签发。最 后仍未出报。25日晚,《导报》负责人给市委写了一份《紧急报告》,坚持发行原已印好的那张报纸。鉴于《世界经济导报》总编钦本立同志严重违反纪律,中共 上海市委决定,停止他的《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党组成员的职务,并向该报社派驻整顿领导小组。

很多人相信,正是由于果断处理《世界经济导报》,而使江泽民获得邓小平的赏识,最终成为选定的接班人。[13]

4月28日,《人民日报》照前日李鹏的要求,发表了题为《维护大局 维护稳定》的社论。社论指出,中国需要稳定,当前压倒一切的大局是保持社会的稳定。无视这个大局,只能给民族和国家带来灾难。 李鹏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中共中央在基本原则上的意见是相同的,即必须立即平息风波,但是在具体作为上存在分歧。杨尚昆乔石等提议应该与学生和群众展开对话,平息怒气;李鹏薄一波宋平等人则认为有人在故意煽动学生,破坏稳定。

4月29日下午,在全国学联的安排下,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袁木以及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常委兼秘书长袁立本、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等, 与北京16所高校的45名学生进行对话。袁木承认黨風「確實有日益嚴重的趨向」,但強調大多數「黨的幹部、黨員還是好的」,他並稱中國「沒有新聞檢查制 度」,現行的是「各報刊總編輯負責制」;他同時多次批評北京首都高校的遊行過程中,有人喊出反政府的口號,故意煽动情绪[14]。这段对话在播出之后,大部分学生还是感到不满,认为首先参与对话的学生代表无法代表大多数学生,而且袁木回避了一些实质性问题。但是也有许多学生认为对话十分成功,并希望政府应该多举行这类直接的对话。

但是当天下午,“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北京大学代表王丹、北京师范大学代表吾尔开希等人在香格里拉饭店举行记者会,批评那样的对话“更象是一次记者招待会,由学生来充当记者,提问题。”当晚一些学生就提出应该由学生选出的代表参加另一场对话。在兰州,不满的数千名学生游行到省政府,要求与省长对话,但是未果,次日凌晨在校方的劝说下游行和平结束。在武汉也有学生發動了类似的游行活动。

4月30日的情况似乎有所平息,虽然9万北京大学生依然罢课,但是在许多高校,情况已经有所缓和,一些学校甚至已经全面恢复正常课程。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在全国学联的建议下,与北京市17所高校的29名学生进行对话。

5月1日劳 动节当天的态势也是基本平静的,不过“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委员会”在北京大学召开记者会,宣布要举行全国的罢课活动,并提出要与政府对话,此外还提出要 重新评估胡耀邦功过和学运性质、惩处420打人事件的肇事人、反贪污反腐败、允许私人办报和检讨经济政策失误。会议还倡议成立“全国学联筹委会”,统筹全国的罢课行动。当天在中南海,已经结束朝鲜访问回到北京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赵紫阳称要以疏导为主,坚决劝导学生复课。

5月2日,在上海多所高校的学生为抗议《世界经济导报》整肃事件举行游行。在北京, “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委员会”代表大会选出“北京高校提请对话请愿团”,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代表王超华为领队,北京大学代表王丹,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代表郑旭光为副领队,向中共中央信访局,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分别提交了一份声明,提出要由普选的学生代表与政府对话,而且要求允许旁听、有电视直播,并且双方代表都有相同的时间发言,且保障学生代表的人身与政治安全。

新华社在当日的报道中说:“首都高校数十名学生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接待室,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共中央递交‘请愿书’。就对话问题提出12条要求、4点声明。”并在报道中详细介绍了这份声明的全部内容(全文如下):

一、对话双方应建立在完全平等,真诚地解决问题的基础之上。在对话中,发言、质疑的机会应均等。

二、参加对话的学生代表应该由大多数高校学生(特别是参加此次四月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校学生)公认推出。同时我们认为,鉴于各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在 这次运动中没有起到任何正确的领导和有益的组织作用,因此我们决不同意由各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指派学生代表,也决不承认由政府单方面未经广大同学的同意 而私下邀请的学生充当学生代表。

三、我们提出学生代表组成方式如下:鉴于学生自发组织产生的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在这次运动中一直起领导组织作用,并且在广大同学中获得了认 可,可以由市高联出面联络组织,由首都各高校学生根据人数多少的比例各推出若干学生代表作为学生一方总发言人,其他代表具有列席旁听,并对学生方面的发言 作协商补充,及向政府方面发言人提出质疑的权利。

四、政府方面出席对话的人员,应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级别以上,具有了解国家各种事物及决策权力的人员。

五、对话必须容许双方邀请的民间人士或团体的代表参加旁听,任何一方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或阻挡。被邀请代表在对话过程中不具有发言权,但具有事后就对话内容发表看法的权利。

六、双方发言人必须有发言机会均等的权利。双方发言人每次发言必须限定时间,质疑应限定在3分钟以内,答问应限定在10-15分钟之内,容许发言人在问答中多次质疑。

七、对话过程中必须容许中外记者现场采访报道,同时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应现场直播全部对话过程。对话双方具有现场摄像、录音和记录的权利,任何团体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干涉和阻挠。

八、对话应在政府和学生代表分别指定的地点轮流举行,时间可由双方协商确定。

九、政府参加对话人员在对话过程中应尽量回答并在会后尽量解决可以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如果某些问题确实不能迅即答复,可商定在限定的时间内举行下一轮对话,任何一方不得无理拒绝。

十、为保证对话结果的法律效力,对话双方必须对对话结果出具联合公告,并经双方共同签字证明。

十一、必须保证对话双方代表的人身和政治安全。

十二、每一轮对话之后,必须在国家各大报纸及电台上如实报道结果,出具公告,并宣布下一轮对话的时间、地点等事宜。

关于以上要求,我们声明如下:

一、为确保对话尽快达成,对以上要求,我们希望在5月3日中午12:00以前予以答复,并在对具体要求作答复的基础上,附注各条答复的理由,形成书面文件。

二、如果5月3日中午12:00以前我们得不到答复,我们将保留在5月4日继续请愿的权利。

三、关于第一轮对话我们建议在5月4日上午8:30,地点可设在北京大学

四、此请愿书将抄送一副本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

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一天后对这些要求做出回应,表示学生的要求像是最后通碟,给予政府最后期限,否则就要游行,这是无法接受的;学生代表若触犯法律,政府也必须追究。他表示,政府与学生的对话应建立在互相信任和诚恳的基础上,不应有先决条件,并着重讲了三点:一、他们(指学生)要求对话排除经过民主程序选出的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和 各高校的学生会、研究生会,提出不同意由他们组织的对话,而是要由在这次游行中非法组织起来的“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代表对话。把由学生经过民 主、合法程序选出的组织排除在外,而由非法成立的学生组织来参加对话,这是不合情理的,也不利于学生之间的团结,容易引起学生之间的纷争。政府不愿意看到 这种情况。

二、 “请愿书”第二个问题是要同政府平起平坐,成为谈判的对手,甚至要超越政府之上。这不仅不合情理,而且表现了青年学生相当程度上的一种幼稚的冲动。请愿书 不仅提出了对话前政府必须事先答应的条件,而且提出政府什么人参加对话必须经过他们同意。他们规定政府出席对话的应为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党中央 政治局常委以上,我想,对这些要求公众舆论也是不会同意的。

三、 “请愿书”提出如此苛刻的条件,并限期答复,还说如不按期答复,就要继续游行示威,这是最后通牒式的情愿,是带威胁性的。从“请愿书”中可以看出,确实有 人在背后给学生出主意,挑起社会动乱。政府已多次说过,挑起动乱的是极少数人,广大青年学生要求促进民主、深化改革、反对贪污、惩治腐败是正当的,是合情 合理的,与政府的愿望是一致的。政府希望学生与背后挑起动乱的人分开,而自觉分开的最好办法是尽快复课,停止示威游行这类活动。我们指出,有极少数人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恰恰表现了对广大青年学生的关心和爱护。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能够理解这一点。[來源請求]

五四谈话

4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回到北京。

5月3日赵紫阳在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的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肯定了学生的爱国热情,但更多的篇幅是强调应该保持稳定。这份谈话缓和了学生激动的情绪,

5月4日,北高联发动五四游行活动,发表五四声明,随后就宣布将从次日起结束罢课行动。学生们的游行活动到下午3点左右就平和落幕。此时大多数人认为,在赵紫阳回到北京,亲自处理学潮以后,事件应该就将结束。

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多家媒体作了如下报道:

赵紫阳总书记会见亚洲银行理事会的外宾时说 :“现在北京和其他某些城市一部分学生的游行仍在继续,但是我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分信心。”[12]

人民日报则在头版的显著位置刊载了如下消息: “……今天是五四运动70周年,北京20万青年以丰富多彩的内容来欢度自己的节日。万名新团员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入团宣誓仪式,数万名青年分别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圆明园官园等地参加各种游园活动……”

“……首都40多所高校数万名学生上街游行……”

“……游行组织者宣布:从5月5日起首都高校全部复课……”

5月5日的统计是北京80%的罢课学生已经开始复课,但是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复课比例最低,只有50%,有些学生认为中央对学生运动的定性不改变就不应该复课,当晚北大和北师大的“学生自治联合会”宣布次日将继续罢课。

5月7日,北大学生自治联合会成员王丹召开民主沙龙,号召继续罢课,声援准备到中国记者协会请愿抗议《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的记者。当天的美国《华盛顿邮报》也首次报道了两名学生领袖:北大学生王丹和北师大自治联合会主席吾尔开希

[编辑] 绝食

5月13日,数百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静坐,抗议政府拖延5月2日北京学生要求的对话,并增加政府肯定学生运动为爱国运动、并推翻《四·二六社论》 的要求。由于绝食学生濒临身体遭到不可逆损伤的边缘,政府无人出面,许多医院包括军队医院自行组织抢救,为抗议政府无人理睬,参加绝食的学生越来越多,其 后北京市民加入声援队伍、募捐抢救,许多机关单位加入募捐队伍,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都捐资为学生治疗,近20个城市学生游行声援北京绝食的同学,铁路部 门默许学生和医务人员不买票乘车,大量外地学生聚集北京。当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约请知识分子出面斡旋,有严家其戴晴刘晓波等到广场劝说学生停止绝食,未果。

5月14日凌晨2点半,李铁映李锡铭陈希同等到天安门广场劝说学生返校复课。下午16时,李铁映阎明复尉建行等再次与30余所高校的学生代表进行了对话,未果。而学生的绝食请愿活动仍在继续,人数增加,并已经有人晕倒。

5月15日,由学生带动形成北京各行各业声援绝食学生的游行,长安街交通基本瘫痪,地铁前门站封闭,声援学生的游行车辆由学生自发组织指挥,游行学生的口号越来越明显针对赵紫阳李鹏和当时教育部长何东昌,市民甚至武装警察对政府反应缓慢也产生不满,明显同情学生。当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中午抵达北京进行访问,由于广场上的学生仍在绝食请愿,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临时改在北京首都机场进行。而中央电视台每天转播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人民日报也不断报道,舆论也呈现同情学生一边倒的迹象。当天,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会议室,阎明复李铁映尉健行等与“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对话,对话因公开直播问题无限期中断。

六四事件前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上与大学生们见面,后右二为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六四事件赵紫阳天安门广场上与大学生们见面,后右二为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5月16日,数十万北京各界群众涌向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学生的情愿要求。阎明复到学生当中劝说大家尽快停止绝食并返回学校。由于静坐绝食的学生和大量群众在天安门广场聚集,原定的戈尔巴乔夫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的仪式安排被取消。

5月17日,赵紫阳会见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说学生把很多事情看的很天真,很简单,以为他们只要喊几句口号,党和政府就能在一天之内把什么问题都给解决了。现在的问题是在党和政府与年轻人和学生之间缺乏相互理解。在电视公开报道上讲:我们所有重大决定都要请示小平同志。有人认为,赵紫阳这一说法使运动目标指向邓小平。有人用装满颜料的鸡蛋毁坏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画像事件。游行队伍的针对口号也开始转向邓小平。

5月18日赵紫阳乔石胡启立到医院探望绝食送院的学生。同日李鹏和学生领袖在人民大会堂中进行50分钟的对话。但双方都态度强硬,最后不欢而散。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劝阻中小学生上街游行。

5月19日赵紫阳於凌晨4時50分前往天安門廣場對學生發表了感情激動的談話:

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我这次来不是请你们原谅。我想说的是,现在同学们身体已经非常虚弱, 绝食已经到了第七天,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绝食时间长了,对身体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这是有生命危险的。现在最重要的是,希望尽快结束这次绝食。我知道, 你们绝食是希望党和政府对你们所提出的问题给以最满意的答复。我觉得,我们的对话渠道是畅通的,有些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解决。比如你们提到的性质、责任 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终究可以得到解决,终究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们也应该知道,情况是很复杂的,需要有一个过程。你们不能在绝食已进入第七天的 情况下,还坚持一定要得到满意答复才停止绝食。

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国家和你们的父母培养你们上大 学不容易呀!现在十几、二十几岁,就这样把生命牺牲掉哇,同学们能不能稍微理智地想一想。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你们都知道,党和国家非常着急,整个社 会都忧心如焚。另外,北京是首都,各方面情况一天天严重,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同学们都是好意,为了我们国家好,但是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失去控制, 会造成各方面的严重影响。

总之,我就是这么一个心意。如果你们停止绝食,政府不会因此把对话的门关起来,绝不会!你们所提的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讨论。慢是慢了一些,但一些问 题的认识正在逐步接近。我今天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学们,同时说一说我们的心情,希望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这个问题。这件事情在不理智的情况下,是很难想清楚 的。大家都这么一股劲,年轻人么,我们都是从年轻人过来的,我们也遊过行,卧过轨,当时根本不想以后怎么样。最后,我再次恳请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今后的 事。有很多事情总是可以解决的。希望你们早些结束绝食,谢谢同学们。

[15]

據張良《中國「六四」真相》的記述,赵紫阳講話完畢後,向在广场的学生们鞠躬,学生们热烈鼓掌,有一些学生哭起來。赵紫阳的讲话结束后,广场上的学生纷纷请赵紫阳签字。这是赵紫阳离开政坛前的最后一次向公众亮相。[15]

当天,学生绝食团宣布停止绝食,改为静坐抗议。晚上,李鹏及杨尚昆主持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中共告北京市党政干部大会,措辞严厉,宣布戒严,赵紫阳则没露面。之后,李鹏在电视发表演说,发布戒严令。会议尚在召开,就有人通风,各大学广播紧急通知,学生重新聚集,到各入城路口拦截军车,设置路障。当夜从外地调进北京的部队,分乘卡车、装甲车和坦克,分别从丰台六里桥沙子口呼家楼等处向市区前进,均被市民和大学生阻拦,未能进入北京城。

5月20日李鹏正式签署戒严令,北京开始戒严[12]

戒严令全文如下:

鉴于北京市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动乱,破坏了社会安定,破坏了人民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为了坚决制止动乱,维护北京市的社会安宁,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公共财产不受侵犯,保障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政府正常执行公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第16项的规定,国务院决定,自1989年5月20日10时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并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具体戒严措施。

[來源請求]

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据戒严令,由陈希同市长签发了实施戒严令的第一、第二、第三号令。

发布戒严令后,还是有很多中学生的游行队伍,和各企事业单位的游行队伍对天安门广场上静坐的学生予以声援,其中包括一些境外企业,送饮料和食品。事后有人指出,某些境外企业支持学生是为了煽动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來源請求]

戒严

1989年5月,出現在長安街地下行人通道牆壁上的政治漫画
1989年5月,出現在長安街地下行人通道牆壁上的政治漫画

5月20日, 北京开始戒严,外地军队接到命令,开赴北京参加戒严。北京市民和学生一起走上街头,阻止军队进城。但此时在北京郊区已经有了些零星的流血冲突。戒严期间, 北京市区内也在许多交通要道口设置路障,市内交通出现不正常情况。由于军队受阻,在市郊水泥墩、翻倒甚至被点燃的汽车等路障面前,军车队排起了长龙。并陷 入了市民与学生的包围中,在市民和学生的劝说和宣传之下,年轻的士兵显得不知所措。后来据称有军长级干部因拒绝执行戒严令而被撤职。阻拦军车进城的过程也 发生多次冲突,而解放军方面,据中国官方说法:由于严格执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命令,在冲突中多人被打伤。

5月21日天安门广场上出现数架军用直升机,低空往复飞行,撒下大量用大号字印刷的李鹏讲话传单,引起了广场上学生的骚动。

5月22日,正在加拿大访问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万里多伦多表示:“要坚决保护广大青年的爱国热情,同时也要坚定地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5月23日,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再次举行游行示威活动。

5月24日,北京市急救中心公布,自学生绝食请愿以来的11天中(截至5月24日18:00),北京市各大医院共救治学生9158人次,留院观察8205人次,沒有1人死亡。

5月25日,国务院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政府、公安、铁路等部门坚决制止学生冲击铁路、强行乘车进入北京

5月26日,由于天气炎热,天安门广场上的许多学生开始转移到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前的树荫下。而同时,大量戒严部队仍在北京市区周边休整待命,准备随时进城。

5月28日,天安门广场上支起了一批从全国各地捐赠来的新帐篷。

5月29日,静坐学生开始安装大型塑像“民主女神”。

5月30日,由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20余名师生集体创作的雕像“民主女神”被安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侧。天安门管理处为此发表声明说,这是极其不严肃的行为,并称雕像所处的位置历来是重大节日期间矗立孙中山巨幅画像的地方,这样做是对国家尊严的侮辱和践踏。

6月2日刘晓波周舵高新侯德健宣布在天安门72小时有限绝食。

6月3日晚19:00,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播放戒严部队紧急通告“戒严部队、公安干警和武警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一切后果由组织者肇事者负责。”[16]

天安門清场

一张被西方媒体广泛报道的图片:6月4日,一位据称名叫“王维林”(身份至今无法确认,魏京生称据其调查此人在后来的又一次相同举动中被坦克碾死,但魏无法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说法)的年轻人站在离开广场的坦克车队前,阻挡坦克前进,并试图爬上战车。根据CNN现场拍摄的画面,后来坦克在数次试图绕行未果后没有再向前移动,而士兵只是探出头示意后面的坦克车队后撤。中国官方的说法是此后撤行动充分证明了军队相当克制。圖片由Jeff Widener (The Associated Press)拍攝。
一张被西方媒体广泛报道的图片:6月4日,一位据称名叫“王维林”(身份至今无法确认,魏京生称 据其调查此人在后来的又一次相同举动中被坦克碾死,但魏无法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说法)的年轻人站在离开广场的坦克车队前,阻挡坦克前进,并试图爬上战车。 根据CNN现场拍摄的画面,后来坦克在数次试图绕行未果后没有再向前移动,而士兵只是探出头示意后面的坦克车队后撤。中国官方的说法是此后撤行动充分证明 了军队相当克制。圖片由Jeff Widener (The Associated Press)拍攝。

6月3日晚10时16分,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联合发出了措词更为严厉的第叁项紧急通告,声称“解放军部队一定要按计划执行戒严任务,任何人不得阻挡。如遇阻挡,戒严部队将采取多种自卫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17]中国官方资料称,在此通告之后,天安门广场内一部分人迅即离开,但广场内仍有数千至数万人滞留不去。[18] 这也与部分录像资料显示的情况相一致。

6月3日午夜11时至6月4日清晨,上街阻拦戒严部队的大学生和北京市民与戒严部队在北京城区和市郊多处发生冲突,冲突中军队开枪射击,中枪的包括徒手阻拦军队的平民、用石块袭击军队的人士以及旁观的民众,[來源請求]也包括一些试图对伤亡市民学生进行救护的医务人员和救护车[19]另外,也有目击人声称双方存在对等对抗,戒严部队开始并未使用武器,而一些民众首先使用抢夺的武器开火。[來源請求]和平撤出天安门广场回校途中的一队学生(包括北京体育学院学生方政)被军队坦克辗压[20] ,至少五人被压死,九人被压伤[21]。 此后若干天内,军队开枪射击民众的事件仍有发生。根据BBC记者 Kate Adie 在当时现场的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士兵从卡车上不分目标的向人群射击;在天安门广场的一次扫射中,她自己被一名遭击毙的男青年的尸体绊倒,几码之外被当 场射杀的还有两人,重伤倒地不起的两人;之前北京某儿童医院20分钟内送来40多名遭枪击的重伤者,其中包括妇女和老人,不少人是在自己家中中弹,其中有 两人已在送治过程中死亡。[22] 大多伤亡者被市民送往医院,也有死亡人士的遗体被戒严部队埋在各处(包括二十八中墙外)。[來源請求]有录像资料和图片资料证明解放军枪杀了数目不详的北京市民。[來源請求]另据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有多名战士被残害致死。而另一方面,香港报章报导有杨尚昆旗下的军队因为拒绝执行任务,与一支从外地调来的军队在长安大街对峙。

值得留意的是,中国的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这样报道了这一事件(英语广播员李丹):

这里是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请记住1989年6月3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

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们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

士兵驾驶着坦克战车,用机关枪向无数试图阻拦战车的市民和学生扫射。即使在坦克打开通路后,士兵们仍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开枪射击。目击者说有些装甲车甚至辗死那些面对反抗的群众而犹豫不前的步兵

北京国际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并且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来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的镇压人民的行径。

鉴于目前北京这种不寻常的形势,我们没有其它新闻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恳请听众谅解,并感谢你们在这最沉痛的时刻收听我们的广播[23]


英语部的节目负责人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吴学谦的儿子吴晓镛。事情发生后,吴即被调离、审查,整个英语部工作人员都作了检讨。[24]

此外,6月4日当日负责在新闻联播节目中主持的薛飞杜宪着一袭黑衣、以沉痛的神态进行播音。此后不久,两名主持人即被调离新闻联播节目组。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广播电影电视部一名副部长因「支持动乱」、带领中央电视台等部门工作人员示威游行被撤职。

关于死伤情况,一般认为死伤主要发生于军队往天安门推进途中,但对于天安门广场内的死伤情形,则有不同说法。柴玲6月8日的录音讲话提到,“有人说同学死了两百多,也有人讲整个广场已经死了四千多。具体的数字到现在我也不知道。”[25]中国官方则宣称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死一个人。[來源請求]根据录像资料和中国官方记载,当戒严部队抵达天安门广场时,广场内仍有数千学生留守在纪念碑附近不肯离去,被军队包围后强制解散。丁子霖在寻访死难者时发现,清场过程中军队曾向广场内学生开枪并杀死了学生,如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程仁兴,被戒严士兵乱枪打死在广场中心的国旗杆下[26]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硕士研究生戴金平,被枪杀于毛澤東纪念堂附近。[27]

据当时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在《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称“在几天的暴乱中”“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六千多人,死亡数十人”“有三千多名非军人受伤,二百余人死亡,包括三十六名大学生。”死亡的军人,后来被中央军委授予“共和国卫士”的称号,共十人,其中六人是在长安街翠微路口转弯时因车速过快而翻车,油箱擦地起火死亡。[28]海外媒体的报导则多称死亡人数在千人以上,戒严部队死亡十多人。[來源請求]多数北京市民和学生及独立媒体对此事件的报道为中国政府暴力镇压和屠杀和平示威的学生与市民,世界上也有媒体将之称为“六四屠杀”或“天安门屠杀”。[來源請求]中国政府则声称是“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取得镇压反革命暴乱的伟大胜利”(见当时《人民日报》及《解放军报》)。

[编辑] 六四尾聲

6月7日,由于戒严等多种原因,人民日报在 头版发表了《本报启事》,全文如下: 近来由于各种原因,本报每天印报所需纸张供应有困难,印出的报纸也运送不出去,已无库房存放。为此,本报决定从今天起每天改出四个版(一版国内外要闻,二 版国内新闻,三版国际新闻,四版综合)。情况正常后即恢复出八个版。这个改变实属不得已,请读者谅解。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6月24日。由此可见当时北京的局势还很不稳定。



6月4日之后,尽管外国政府强烈批评中国政府的镇压行为,中国政府仍然继续搜捕拘留大批积极分子。赵紫阳本人则被软禁在家中。6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向全国转发北京市公安局通缉令,搜捕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在逃分子21人。遭到通缉的学生領袖有王丹吾尔开希刘刚柴玲周锋锁翟伟民梁擎墩王正云郑旭光马少方杨涛王治新封从德王超华王有才张志清张伯笠李录张铭熊炜熊焱。其中有部分通过各种方法从深圳珠海海南等沿海地区逃到美国法国等地。这些人到外国后成为流亡的中国民运领袖,较出名的王丹、封从德、王超华、柴玲完全淡出、吾尔开希基本淡出,翟伟民、王正云、郑旭光、马少方、杨涛、王治新,张铭等七人仍在国内。[來源請求]王丹于89年7月在北京被捕,1993年2月获释,但在1995年5月再次被捕,1998年4月19日以“保外就醫”的名义提前获释,流亡美国[29]

6月4日后,各地的学生运动仍持续一段时间,有许多地方学生和民众举行游行抗议政府的暴行和悼念被杀害的学生和市民。[來源請求]各地政府开始追究“动乱分子”。各地法庭则依据共产党的政策“从重从快”判决了一批社会上的“动乱暴乱分子”,一些人遭到处决並在6月10日起陸續以新聞方式告之。[來源請求]直至2007年,仍有至少十三名北京市民在押。[30]对干部、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则处理相对轻一些。

即便如此,六四之后全国各组织机构仍发动大规模的“清查”行动,追查六四运动期间人们的去向并备案。据称,参与过游行的一代大学生之后无一被批准入党,亦被排斥在政府部门之外,对其今后发展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來源請求]

十三届四中全会及以后的事态

6月25日人民日报恢复每日八版发行。当日头版即以醒目的红色大字以及四张图片介绍了有关十三届四中全会的消息。标题为:“党的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召开第四次全会”,副标题则长达一百七十二字:“审议通过李鹏代表政治局提出 关于赵紫阳所犯错误的报告 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政治局常委 增补李瑞环丁关根为书记处书记 撤销赵紫阳的总书记 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员 中央委员和军委第一副主席职务 免去胡启立的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员 书记处书记职务 免去芮杏文阎明复的书记处书记职务 全会之前 中央政治局举行了扩大会议 为四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必要准备”。

在当日的人民日报第二版右下角发布了小则《本报启事》,全文如下:

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给本报印刷发行造成许多困难,从6月7日起, 本报不得不改出四块版。现在,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北京地区的秩序恢复正常,影响本报正常出八版的各种因素都已消除。因此,从今天 起本报恢复每天八块版。本报改出四块版共18天。为了弥补订户的损失,我们将陆续编印增刊、附页,随报送各订户,不再另办退还报费手续。敬请读者谅解。”

黄雀行动

主条目:黄雀行动

通缉令下达之后,社会各界在香港人陈达钲为总指挥的组织下,展开了营救行动,代号“黄雀行动”,先后共营救出133名大陆人士。[31]

六四事件后中国的发展和影响



20世纪1980年代,由于国内外一系列的复杂因素(如中共缺乏改革经验,左倾路线的残余,僵化的计划经济的束缚,贫富差距拉大,腐败横行,西方国家的遏制破坏等),中国刚刚起步的改革进程遭遇了重大挫折,六四事件便是国内长期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的总爆发。[來源請求]连续两任力主推进改革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都因为對待自由化政策而半途下台,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中央之后选择有学术背景的江泽民作为继任者。

为了应对六四事件之后,政治气氛紧张,经济发展停滞,民众精神低落,国际社会孤立的困难局势,中国政府试图通过在经济领域采取更加有效地改革来从根本上缓和国内外的各种矛盾,并取得一定成效。但另一方面采取一系列被指责为侵犯人权的非常手段稳定局势,在政治领域趋于保守。[來源請求]

江泽民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主播芭芭拉·沃尔特斯采访时,解释说:“人民解放军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克制,事实证明,有近1000辆军车,包括坦克被焚毁。如果我们不采取坚决措施,中国的首都将完全陷入混乱并导致全国性的灾难。但是,我们应当从这件事中吸取一些教训,正如中国一句谚语所说的‘吃一堑,长一智’。” 江泽民表示防暴应该是警察部队,而不是军队的管辖范围。有必要进行更好的防暴训练,并使用西方国家采用的非致命武器,例如橡皮子弹。但他也同时认为,国外的新闻报道内容使问题更加恶化,今后要加强控制,国家的稳定是最重要的。

针对“拒绝和自己的人民对话” ,中共当局表示有各种各样的渠道可以了解人民的看法,同时承认“毋庸讳言,我们可能有缺点,甚至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但是,我们在不断的改进我们的工作。”

中共当局表示,中国的经济与政治改革的战略目标没有变。公开声明继续所谓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强调必须从中国的所谓社会主义的方向和轨道逐步进行,可以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做法,但决不能够照搬。但政治改革之后一直处于停顿甚至倒退。为打消香港澳门地区的焦虑和担忧,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重申了“一国两制”的理念:“我搞我的社会主义,你搞你的资本主义,‘井水不犯河水’,我不会在港澳和台湾搞社会主义,你也不要把资本主义的一套搬到内地来。”但有部分人认为这是中國不肯實行政治改革的借口。

针对学生运动的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对“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事情”规定“七项原则”,其中包括根除腐败以及党内裙带关系。在接下来的2年里,实行了许多条例以限制官员们范围广泛的特权:新年宴会降格为茶话会;旅行受到限制,不许在风景胜地召开会议;禁止公车私用,购买昂贵的进口轿车;削减年终奖金和发放物品等。但这类措施被人认为并没有实施长久,在中小城市,政府部门公车私用,购买昂贵进口轿车的现象仍然严重。

1992年初,邓小平针 对六四事件后放慢的改革速度,发表南巡讲话,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继续維持改革的方向。九二南巡极大的促进了国内的改革进程和社会发展,当年GDP增长即达到 了最高的12.8%,并且从此一直保持了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发展速度。国内外局势的大大改观也使中国政府适当的放宽了对舆论的控制,同时非常有限度地 允许一些因六四事件而逃亡国外的学生回国。

影响与评价


中国政府的反应及采取的措施

中共当局对事件的说法经过了从“暴乱”到“动乱”最后到“风波”的转变。更加中立而为外界所接受的说法可能是“六四事件”。

中共当局的说法: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称为“社会动乱”;6·4戒严指挥部清场时称为“反革命暴乱”;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 时称为“严重的政治风波”,后统一为“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或“八十年代末春夏之交的那場政治风波”,刻意淡化事件对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的影响。

值得留意的是,至今中共当局对于六四的反思和一些评议不允许公开化。对死难者家属的悼念亡灵的私人活动也进行骚扰和镇压。十余年来,尽管中共当局党 政领导人已有几次公开面对海外媒体对“六四”平反问题的质询,但一直不正面回应评价当时的作为。2005年,赵紫阳逝世的事件也没有重笔墨地报道说明,并 且据称各大学校均收到“不允许学生悼念赵紫阳”的命令。中共对于六四的处理似乎遵循一种路线,即让历史去评价。

中国政府不允许人民在公开场合谈论六四事件,公开在传统媒体上提及六四事件仍是中共的政治禁忌。纪念六四的活动在中国也被认为是相当危险的。每年六月四日左右在天安门广场都有加派警力以防止不可预料的事件。

在中国现在使用的各种教材中,对六四事件的介绍少之又少,青年们对这段历史的了解十分有限。在一版中国高校使用的历史教材中,对六四事件的原因是这样分析的(原文):

导致这场风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正像邓小平后来指出的,“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 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注:这段话摘自1989年6月9日《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02页)就国际大气候来看,整 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他们加紧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 “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已极其泛滥。就国内情况而言,首先是由于包括中央领导层少数领导在内的各级领导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着偏差和失误,使多年来思想战线上涣 散软弱的状况没能得到根本扭转,忽视思想政治工作,严重地存在着精神文明建设“一手软”的现象。其次是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极少数领导干部在经济体制改革 过程中,以权谋私,滋长了相当严重的腐败现象,造成党风和社会风气恶化,削弱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使党在群众中的威信降低。再有,当时物价大幅度上涨、 经济秩序混乱,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以来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之后,又面临生活水平将有所下降的情形,这也使他们产生了某些不满、误解和怨气。所有这些国际国内 的因素,使一些热衷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深受鼓舞,他们大肆鼓吹思想上多元化、政治上“全盘西化”和经济上实行私有化,结果进一步造成政治上思想上的混 乱。这场风波的规模之大、来势之猛是1949年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它使党和国家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经受了严峻的 考验。

[编辑] 部分中国官方学者的分析

他们认为:这是受外国势力利用的盲从;中国的学生和民众,对于当时正处于改革初期的社会的腐败等现象不满而宣泄情绪;中国的一部份知识分子和政治人 物则想利用学生运动推翻现政府从而掌权;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则希望能够建立一个顺从于西方社会的政府,从而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进行资本的经济殖民。[來源請求]

国内民众、政治异见人士及海外人士的看法及反应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八九民运的定性以及各种问题的争议仍然没有停止。中国民众的观点也不统一,支持镇压与反对的人都不是少数,但更多的人选择对此保持沉默。[來源請求]

在苏联解体之后,一部分中国民众接受一观点,即如果当初没有平定动乱,中国也许先苏联一步走向政治变革。有人认为,六四是历史上中国第一次可能走上民主道路的契机。很多人没有想到中国共产党会动用国家正规军对付平民。[來源請求]

有的八九一代(即见证八九事件的市民和七十年代前后出生的学生)这样评定六四:事件最初为学生运动,绝食至戒严后发展成为全民爱国民主运动(海外一 般将其称作八九民运)。他们认为的这次爱国民主运动,是中国人民对专制暴政而进行的抗争。运动虽然在中国失败,但其引发了中国人民对民主与宪政的追求。更 多的人对各种消息、传闻持谨慎态度,因为各种不连续的所谓事实很难相互分辨。他们虽然对中共的腐败等问题感到不满,但认为学生不应该反应过激。[來源請求]

相当多的自由学者与异见人士公开表达纪念和平反六四的观点,要求实现和解促进民主与宪政。不断地有人突破限制,通过各种渠道(如体制内的对话、海外媒体、网络特别是BBS与网志)发出这种声音,但他们的言论或人身受到严厉的控制。最早披露SARS爆发的蔣彥永因为在2004年上書中国人大要求为六四正名,从而被软禁后加以监视。

一些人认为:由于事涉当时中共领导邓小平决策是否正当、赵紫阳被罢黜总书记、江泽民接任等问题,且担心会由平反引发的不可控的清算会危及中共执政地位,中国政府试图有意否认六四杀人的存在,并掩盖与压制任何关于六四的话题与活动,中国政府希望人民忘记曾经发生过这一事件。[來源請求]

些学生领袖的反思

曾经参与过六四事件的许多学生领袖们也进行了许多反思,一些人意识到学生们也应对事件负有部分责任。有观点认为,少数激进学生深受革命理想的影响, 以为流血会唤醒民众,不知退让和妥协,而学生们的绝食行为在当时的要求是:推翻四二六社论的“动乱”定性,承认学生自治组织,承认学生运动为爱国民主运动 以及不对学生“秋后算账”等。这些在当时又是政府不愿做到的。而学生们在政府关闭对话渠道并实施戒严以后继续坚守广场,则是不智的;其他的诉求则太过空 泛,例如反腐败、民主等,这些要求都不是在短期内都可以立即实现的。而且,学生中的激进的言论与行为已经实质上的与当时的专制体系发生了冲突。有人认为: 最重要的是,对于以武装革命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这种大规模的民众抗议运动是不可容忍的。[來源請求]

出动全副武装的军队使用真子弹来镇压和平示威抗议民众的做法是遭到普遍谴责的,一些中国政府官员以及一些力图为政府开脱的人士后来的解释是:由于当 时中国尚没有正式的防暴警察部队,对邓小平而言,非军队不足以压服党内分歧,镇压党内外反对势力,收拾局面,稳定政局。有观点认为:邓小平无疑是个出色的 统治者,他并不愿意在赵紫阳提出的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拖延解决问题,他不能容忍赵在过去几个月中任由矛盾发展和继续激化下去。李鹏政府面对中共执政以来 首次如此大规模自主自发的学生运动没有经验,反应不力,也没有解决矛盾,也是原因之一。那时的中国政府既缺少相关经验,也没有相关法律法规,甚至都没有防 暴警察队伍。中国政府当时的手段只有派人做思想工作,但当思想工作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时,便控制不了局势了。[來源請求]

一些知名人士的看法

一些国际著名人士也纷纷发表声明,例如宋美龄发表了声明;陈香梅韩素音也予谴责;伊东正义樱内义雄集会发表抗议声明;长期在中国生活的美国著名农学家威廉·欣顿(韩丁),公开发出要求国际社会禁止向中国出口粮食的呼吁。

另外,另一些国际著名人士则为六四事件进行辩护。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西方国家普遍对中共政府谴责的时候,认为六四事件是为维护国家稳定所必须采取的手段,是邓小平的晚年最大功劳。新加坡还在六四事件发生后几个月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而当时大多数国家却都还在制裁中国。~

[编辑] 对中国大陆的影响

六四事件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的几年,中国的政治日益开放,经济迅速发展。但是,在六四之后,邓小平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江 泽民接任。江泽民执政后,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对各地当时参与者和组织者中重要代表实行"秋后算帐"严厉镇压,对八九民主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了大规 模诋毁清算,中国社会1980年代中期的开明气氛严重倒退,以致中国经济全面受挫,国际形象严重下降。由于中国社会生活的急剧倒退致使邓小平的改革政策 (其实只是单一的经济改革)无法向前进行,退休在家的邓小平借南巡发表谈话,以军队势力相要挟,对中共执政者喊话"谁不改革谁下台",邓小平南巡讲话促使江泽民和李鹏继续执行开放改革政策.此后中共加大了经济开放的力度.这在客观上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提高中国的综合实力起到了一定作用。[來源請求]

六四事件对中国长期的影响则也许需要再过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才可能有定论。在国际上,中国政府用军队镇压学生运动的负面形象长期挥之不去,影响中国的 外交运作;在国内,和六四事件相关的话题不时被提起,尤其是在领导人更替的时期。中国政府对六四事件的结论虽然基本上从未改变,但一直有一部分人希望有一 天会“翻案”。在六四事件之后,中国有一些人对政治从此彻底失望而不管政治,也有一些人开始思考之前很少思考的自由民主宪政等政治问题。一些长期的共产党人和共产党的支持者在六四后成为共产党的反对者。[來源請求]

六四事件也是中国大学风气转变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之前,大学生们不仅在学业上努力,许多人还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关心民间疾苦和国家前途,却因此也容 易产生不成熟的政治冲动。六四事件后,大多数高校都搞人人过关,强迫学生写检查,不写不予毕业。大学生们痛切意识到关心政治的危险,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个人 前途和社会生存,许多人抱着出国至上的态度,在英语和计算机能力的提高上花费了过度的精力。此外,1989年的高考竞争也因为许多著名的高校大幅度缩减招 生规模而变得异常激烈。减少招生据说是因为中央政府有意削弱大学生的规模。然而这种趋势立刻因为整个社会对受教育人士需求的增大而消失。[來源請求]

然而,事件在大陸也不是完全沒有影響的。一般人可能只知道有這麼一件事,但具體程況卻不清楚。亦有些時候,一些涉及當時的一些文學創作,亦只是以「一场政治风波」來概括了事[32]。事件結果的確使民眾對事件一無所知,使《成都晚報》兩名年轻的廣告部人員錯誤以為事件「只是一宗礦難」,從而容許一份被中央政府極為震怒的紀念64廣告(2007年6月4日:“向坚强的64遇难者母亲致敬”)。

[编辑] 對香港的影響

對香港關係而言,由於香港對北京學生運動的支持,原本與中國政府同一陣線的民主派,在六四事件發生後與中共分道揚鑣,香港民主黨前主席李柱銘、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及著名作家查良鏞(筆名金庸)都憤然辭去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的職務。這亦埋下了到現在香港人與中國中央政府之間的不信任。

六四事件引發了港人大規模的移民潮。雖然1990年代初西方許多國家的經濟疲軟,使不少香港人在取得西方國家的護照之後又一度回到香港定居,但隨著回歸後香港經濟急轉直下,這些人很多又再離開香港。另一方面,這批新移民所帶來的龐大現金儲備和稅收,亦為這些國家的經濟重新注入活力。加拿大澳大利亞都因為香港移民的資金而使經濟得以反彈,從而吸引更多來自東亞東南亞地區,如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韓國的新移民。

在六四事件發生後,香港教育界擬在1989年6月7日發動全港師生遊行,藉以表達對六四事件的哀痛,後來香港教育署宣佈1989年6月7日全港學校停課一天,遊行告吹。

另一方面,當時香港民間發起了三次超過一百萬香港巿民參與的支持北京學生運動的六四遊行,是香港開埠以來最大型的政治活動,由此開啟了香港巿民參與政治的意識,標誌了香港公民社會的開始。此後每年六四週年香港都會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辦紀念六四遇難者的燭光晚會,同時出現了許多大大小小的政治遊行爭取政治上的發聲。其中兩次最重要的大型遊行,分別是2003年7月1日的反對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與要求董建華下台的香港七一遊行,據主辦單位稱有50萬香港巿民參與;以及2005年12月4日爭取普選立法會與行政長官的政治遊行,據主辦單位稱有25萬香港巿民參與。由六四開始,乃至七一一二四等,三次政治遊行是香港政治史上的里程碑。

為防止香港市民「借集會來攻擊中央」,港澳工委曾多次發動屬下的左派工會,預先訂下維園的各個足球場進行活動,以圖阻撓紀念的進行,但都不成功。

另一方面,由於中共在承諾不會對學生「秋後算帳」之後,竟然採取了比「秋後算帳」更嚴厲的血腥鎮壓,使香港人對中共採取不信任態度的人亦愈來愈多,深怕今時今日的承諾,他朝對方會反口。

他国家地区和组织的声明与制裁

在波兰弗罗茨瓦夫城的一象征这场人民抗议事件的象征性雕塑 - 被坦克圧扁的自行车和坦克行进痕迹
波兰弗罗茨瓦夫城的一象征这场人民抗议事件的象征性雕塑 - 被坦克圧扁的自行车和坦克行进痕迹

六四事件后西方各国一致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但持续不到一年,出于包括自身经济利益的各种考虑,在与中国政府达成妥协的情况下,1990年部分国家陆续恢复了和中国的接触和正常经贸关系,1989年以前的进行的军事合作则被全面中止。

對事件採取負面態度

6月5日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的發言人发表谈话:周末有人认为有必要在北京使用武力,结果造成许多公民丧失了生命。联合国秘书长对此极为沮丧。秘书长非常注意联合国宪章的要求,即联合国不应当干涉基本上属于各国本国司法权范围内的事务。然而,他非常希望在目前十分棘手的形势下能实行最大的克制。

6月12日, 世界银行发言人西松说:“世界银行今天决定中止向中国发放新的贷款”。世界银行董事会原定于十三日讨论北京提出的总共将近2.3亿美元的两笔新贷款的要 求,但是,由于目前的局势,关于这些要求的讨论将延期。二十六日,世界银行发表一项声明说:“在同中国当局磋商以后,已决定在银行执行董事会开会之前推迟 考虑几项贷款”。世界银行发言人西松说:“此次推迟考虑的贷款约为7.812亿元,本应在该行财政年度的最后一个月六月份进行讨论。这笔准备用于资助七个 项目的资金本应由世界银行及其附属机构国际开发协会提供”。

6月5日上午,布什总统宣布对中国采取五项行动:

  1. 暂停政府对政府的一切武器销售和商业性出口;
  2. 暂停美国和中国军事领导人之间的互访;
  3. 同情地重新研究中国留美学生要延长逗留时间的请求;
  4. 通过红十字会向那些在突然袭击中受伤的人提供人道主义的医疗援助;
  5. 在中国的事态不断揭开的同时重新研究我们的双边关系的其它一些方面。

当天中午,布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四名中国留美学生,并进行了四十分钟的会谈。五日,众议院以406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谴责北京镇压事件,支持布什总统采取行动断绝同中国军事合作的决议”;

六日,美参议院以100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一项要求总统对中国政府实行国际制裁问题的决议,包括:

  1. 呼吁美国进出口银行和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回顾给同中国的贸易提供资金的问题;
  2. 强烈要求美国负责放宽办理向中国销售的出口许可证手续的机构于作决定时考虑中国目前的局势;
  3. 强烈要求美国之音电台立即增加华语节目。

同日,国务院新闻发言人玛塔特怀勒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美国政府准许所有旅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在其签证到期后继续留在美国,而不改变其身份。当时大约有四万五千〇八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出于各种不同目的滞留在美国。

七日,由于中国戒严部队向外交人员公寓开枪,美国大使馆下令外交人员家属全部从北京撤离,一百二十五人离开中国。八日,美国国务卿贝克说“中国的权力斗争正在进行,局势极不明朗,以致无法断定谁在执掌政府的权力”,并“呼吁所有在中国的美国普通公民尽快离开那个国家”。同日,纽约市长郭德华宣 布中止同北京的姊妹城市的关系,并建议市政委员会命名纽约市第四十二街和第十二大街的交叉路口为天安门广场。二十日,美国白宫发言人宣布,美国政府将要求 国际金融机构推迟考虑向中国提供新贷款,以抗议北京继续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并已争取其他西方国家暂停对中国的多边贷款的努力。

六月五日欧洲共同体执行委员会发表关于中国局势的声明,“对于痛受折磨的北京人民遭到镇压表示遗憾”。“如果中国政府的政策开始走上一条使迄今为止 奉行的开放和改革政策有夭折危险的道路的话,这种合作有永久性地受到影响的危险。并取消预定六月六日中国经贸部长郑拓彬前来共同主持共同体中国联合委员会 的高级磋商会议。六日,欧洲共同体十二个成员国发表公报,强烈地谴责对和平的示威者采取的造成大批人员死亡的武力镇压”,“对中国发生的悲惨事件极为震 惊”,并指出“严重的动乱仍在继续”。呼吁“中国当局停止对北京和全国的没有武装的老百姓使用武力,立即着手寻求目前冲突的和平解决办法”。并声明,“同 级人士之间的会见已经取消,共同体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将中断”。

二十七日,第四十一届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决定通过制裁中国的《关于中国的声明》,主要措施包括:

  1. 在适当的国际机构内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要求独立观察员能参加审判和探望犯人;
  2. 停止各成员国同中国的军事合作和实行武器禁运;
  3. 中断双边部长级和高级接触;
  4. 推迟共同体及各成员国的新的合作计划;
  5. 文化、科学和技术合作计划仅限于在目前情况下还有意义的行动;
  6. 各成员国延长愿意延期的中国学生的签证;
  7. 推迟研究提供新贷款的要求和推迟研究世界银行的新贷款。

六月五日下午,英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召见中国驻英临时代办宋明江,“对北京流血事件极为震惊。”并决定,“取消中国司法部长蔡诚对英国的访问”、“取消英国农业大臣约翰·麦格雷戈对中国的访问。”英国报业大王马克斯韦尔的镜报集团于六月七日起停止在欧洲出版中共当局官方的英文版报纸《中国日报》。六日,英国首相玛格利特·撒切尔夫人在下议院有力地说,“这场流血表明,共产主义总 是随时准备把自己的意志用武力强加给头脑单纯的人们”,“每个国家都在单独地并共同地设法研究如何最有效地以实际行动向中国政府表示这一点”,显然,(英 国)不可能继续与中国当局保持正常的来往”。“在目前情况下,难以看出如何才能继续与中国政府就香港的未来进行接触。”杰弗里·豪说,“在目前情况下,一 切高级军事接触和政府官员访问均已停止。”

六月六日,法国总理米歇尔·罗卡尔宣 布,“我们准备从现在起冻结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级关系”。冻结“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级关系的作法涉及到政治关系,并立即生效”,“在共和国总统、 总理及政府官员同中国领导人之间将不再有任何的接触”。七日,外交部长罗朗·迪马在国民议会宣布,“法国将把它驻中国的外交代表减少到必要的最低限度,总 理星期二宣布的法国冻结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级别的关系的决定,显然并首先适用于军事方面的一切合作,也涉及两国间的整个政治关系”,并表示,“任何访 问都将中断”。

六月五日,联邦总统魏茨泽克在纽约与德奎利亚尔秘书长会晤后说:“鉴于军队对北京示威者的屠杀,我不仅对处理紧张形势时动用武力表示最深切的遗憾, 而且希望中国重新采取符合其人道传统的方法。”联邦外交部长根舍说:“在北京的民主运动被镇压下去之后,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将不会有 高级会晤。”他还说:“我已通过电话同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外长就协调一致的反应取得了谅解。”联邦政府正式发表声明,呼吁中国政府不要再使用任何暴力,通 过对话解决危机。八日,联邦部长赫尔穆特·豪斯曼宣布取消德中经济委员会秋季会议。

取消了预定六月六日两名国务部长与中国经贸部长郑拓彬的部长级会谈。

六月五日发表政府声明,“对北京发生的惨剧极度悲伤。坚决反对向手无寸铁的平民使用暴力”,“支持欧洲共同体主席以十二国的名义马上表态”。七日, 葡萄牙总理阿尼巴尔席尔瓦说:“我们对中国局势表示忧虑,决定派一名部长前往澳门安慰这块将于一九九九年归还中国领土上的居民。”

六月五日,西班牙首相冈萨雷斯说“对中国发生的镇压学生事件极其担心”,“希望中国能够使其民主化进程达到终点。”六日晚,外交大臣费尔南德斯宣布“西班牙政府已决定冻结同中国高层接触”。

六月五日,总统瓦尔德海姆、总理弗拉尼茨基、外交部长莫克等相继发表谈话,“对北京事件极为震惊,要求中国领导人立即停止动用军队,和平解决事 态”。奥外交部当日召见中国驻奥大使,“声明奥政府立场并让大使转交奥政府抗议。奥政府还将保留采取其他步骤的权利”并取消原定欢迎正在奥访问的中国司法 部长蔡诚的接待活动。决定关闭奥钢联和爱林等公司驻北京代表处。

六月五日,希腊外交部发表声明:“对事态的不利发展,对暴力冲突和造成的伤亡深表遗憾。我们希望中国的事件将不会导致民主进程走向绝境。”执政的泛 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最大的反对党希腊新民主党、希腊共产党、希腊左翼党、希腊民主党都于同日发表声明进行谴责,三千多名希腊人在雅典市中心进行游行,并到 中国驻希腊大使馆门前抗议。

六月五日芬兰外长佩尔蒂·帕西奥发表声明,“对中国如此使用暴力无法理解”。“社会主义民主绝不是向群众动用装甲车,人民的军队绝不是向人民群众开枪”。同日,芬兰共产党主席阿尔莫·瓦尔斯特也发表声明予以谴责。

六月六日,荷兰外交大臣汉斯·范登布鲁克宣布,“荷兰将冻结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六日晚,荷兰外交部宣布,荷兰王国已决定中断它同中国的高层接触,“不再进行任何新的会谈。”

六月七日,丹麦政府决定“取消对中国的援款和出口贷款,取消援款的建议是由外交大臣埃勒曼延森提出的,已获议会批准”。丹麦议会外委会主席埃尔姆奎 斯特说,“中国当局的暴行必须停上。只有当这个国家出现另外一种政治气候时,援助才能恢复”。丹麦对中国的援款和贷款总计十亿丹麦克朗,约计1.5亿美 元。

六月五日宣布:取消国防大臣卡尔松对北京的访问,取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对瑞典的访问。八日,瑞典外援大臣莱纳耶尔姆.瓦伦宣布“冻结对中国的援助,这一决定是中国事态发展的结果”。瑞典对中国的援助包括赠款和软贷款。冻结援助的影响之一是,中国对瑞典爱立信电讯公司的程控电话价值一亿美元的订货将被迫取消。

六月五日瑞士联邦政府就北京事件向中国驻伯尔尼大使馆递交了一份照会,“呼吁采取克制和尊重人权,希望以对话替代武力手段”。

澳大利亚总理霍克在電視演說中為死難者落淚,並即時取消访问中国的计划。

六日下午,总理朗伊宣布:“内阁己决定请外交部长马歇尔召见中国驻新大使倪正建,告诉他新西兰政府对北京的流血事件感到憎恶”,“政府还将指示新西 兰驻华大使向北京当局转达新西兰政府的立场”,“取消警察部长定于二十日对中国的访问”。朗伊还宣布:“在最近的将来,暂停新西兰政府部长和中国政府代表 之间的接触,政府将不得不再次研究中国局势。”呼吁新西兰公民不要去中国旅游。

六月六日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发表声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最新事态的发展极为忧虑,并对所发生的悲惨事件和无辜的人员牺牲表示遗憾。这种事态发 展本身孕育着民主进程被制止和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被停止的危险。”“希望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努力和在社会上进行公开对话消除上述危险,并同 所有民主的进步力量一起保证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继续进行下去。”八日,南斯拉夫外交部长布迪米·隆查尔在议会发表讲话“积极发动的经济开放与它带来的后果 之间的冲突已经开始影响(中国)社会政治趋势,它们没有受到所有人同等程度的珍视。”“无论哪种发展思想在中国占上风,那里的事态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总 的国际关系,这个国家正面临着艰难的日子”。

六月五日,政府国务部长波日高伊·伊姆雷和外交部长霍尔恩·久洛发表谈话“北京事件非常令人遗憾,也向我们提出一个严重的警告,我们必须采取一切措 施,使任何一个政权都不能使用这种手段,去巩固保守统治地位和独裁统治。”匈牙利政府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一悲剧证明,在改革过程中,行使权力的 政治家的忍让精神和为民族命运负责精神是多么重要,政府为建立保证基本人权的法律是多么必要。”七日,匈牙利政府发表声明强调,“用武器和暴力同思想问题 和政治立场作斗争是毫无意义和不能解决问题的”。“尊重基本人权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事业和国际义务,任何国家都不能把这看成是绝对的内政”。当天下午三 时,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格罗斯就中国事件发表声明,一、我代表匈党领导和全体党员坚定地宣布,我们强烈谴责暴力和兄弟之间的战争。这种方式同社会 主义是不相容的。武装力量不是解决社会政治问题和权力斗争的手段。二、我真诚地希望,理智将占风,并能很快地回到和平建设的道路上来。

六月六日,波兰政府发言人发表声明,“波兰社会和当局以深切关注的心情得悉在北京发生的悲剧性事件。我们对死伤者的家属表示最真挚的慰问。”“在北 京发生的事情是与我们友好相处的人民的重大悲剧性事件。我们相信,中国人将跟过去一样不诉诸武力,而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当前的冲突。我们相信,理智和现实主 义将占上风,中国的改革进程和它的国际地位将不遭到削弱。”五日、六日、七日、八日,波兰报刊、电台、电视台连日来以最显著的位置,作为头条国际新闻报导 北京局势,七日晚波兰国家电视台播放了长达十二分钟的“中国事件专题”。十三日,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说:“中国是个幅员辽阔而又神秘的国家。我只能对发 生的事情感到遗憾。”关于军事管制,“只有当国家的基础本身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才有理由作出这样一个决定。我们应当尽一切努力来防上再度出现这样一种局 势”。

六月六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 过“关于中国事件声明”:“不管情绪有时是多么激烈,重要的是要耐心地寻找由社会团结目标所确定的相应的政治解决办法”,“中国目前发生的事件是该国的内 政。其他方因施加压力的任何尝试都是不合适的。这种尝试只会激化情绪,而无论如何也不会促进局势的安定”,“我们衷心希望友好的中国人民能够尽快翻过自己 历史上这悲惨的一页”。九日,苏联政府发言人格拉西莫夫说:“我们没有预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对此感到极为惊愕。”、“上个月去北京举行三年来第一 次苏中最高级会谈的官员们知道这些抗议活动,但是出于礼仪上的考虑,我们避免把注意力集中在要求民主的运动上。”“自从上周末北京发生暴力事件以来,就无 法和中国首都进行电话联系”。十五日,戈尔巴乔夫就中国局势发表看法:“我们大家都对中国发生的事情感到十分不安。我们大家都在为这个伟大国家的深刻改革 和改造的进程是否会中断而感到担心”,“这将给世界局势健康化的整个进程带来损失”。

六月八日,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西方电台报导河内支持中国政府的行动“纯属捏造”。“这是中国的内政。发生这场流血事件是令人遗憾的。我们希望中国的局势正常。”

政府六月五日发表声明“对这个友好国家的人民和政府带来的动荡感到痛心。”这一声明打破了巴西不对其它国家内部事务发表评论的惯例。

总理差猜·春哈旺声明:“对中国发生的事件表示遗憾。这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我们不考虑任何看法。”但他又说:“如果中国采取强硬路线的领导人居支配地位,就有可能使解决柬埔寨冲突的速度缓慢下来”。八日,泰国政府派专机撤回在北京的八十五名泰国公民,泰国驻中国大使馆只留十名官员。

六月八日,总理马哈迪说:“我们无意干涉他们的内政。但是,我们对造成许多人死亡,尤其是造成许多青年死亡的战斗表示遗憾。”

六月五日,外务部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关注”,并希望“局势不致进一步恶化而能和平解决”。

六月五日,日本首相宇野宗佑在首相官邸说:“我对戒严部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进行武力镇压造成重大伤亡一事不胜忧虑。期望局势能平稳下来。”同日,社会党、公民党、民社党发表声明进行谴责。并从六日起,日本三和银行、大和银行、住友银行、日本生命保险公司、松下电器公司、 西武百货、三越公司等驻北京、上海、西安等地的办事处人员被指示回国,当天有一千一百六十三名日本人回国。六日,日本银行协会联合会会长宫琦宣布:“日本 银行已经冻结了给中国的两笔贷款,数额为一.四五亿美元。”七日,日本首相宇野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说:“在中国的日本人有八千三百人,今天已指示他们撤 离。”“中国的情况令人忧虑。不能把枪口对准国民。”“要召见中国大使,正式转达政府的严厉见解”。下午,外务省事务次官村田约见中国驻日大使杨振亚, 声明“对于造成流血惨案的中国政府行为,从人道上来说是不能允许的。”同日,中国戒严部队因向外交人员公寓开枪,三名日本使馆人员住宅遭枪击,日本驻华大 使中岛向中国外交部提出强烈抗议,当天有一千七百七十四名日本人离京。同日,日本官房长官盐川宣布“为了彻底保护在中国的日本人,已向居住在北京的日本人 发出了避难劝告”,并表示实施两项政策:“一、通过红十字会提 供药品等紧急援助;二、延长在日本的中国留学人员在日本的逗留日期”。八日,通产省宣布把从中国提供出口汇单保险的“一般国家”划为“特殊国家”,这样, 每宗货物均需要取得批准方能出口。二十日,日本政府宣布,“已自行冻结要向中国提供的巨额贷款”,这笔巨款约为五十七亿美元,这个行动“等于是暂停(日 本)对中国的一切援助”。

总统李登辉发表声明:“为抗议中共以 武力镇压大陆民主运动,呼吁全世界所有爱好自由,重视人权的国家与人士,对中共暴行给予最严厉的谴责。”对中国大陆同胞给予一切可能的支援,并与中共作彻 底的决裂。国防部于当日下令“停休返防,迅速进入备战部署”。作为支援大陆民主运动的特别措施,公布了四项措施,其中有:向放弃中国护照的在外国的中国留 学生和学者发放中華民國护照;向这些留学生和学者提供学费和生活补助。

六月五日清晨,中银集团所属的十三家分行门口排起了长龙,发生了中银集团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客户挤兑,当天提出款项五十亿港元,创历史最高纪录。此次挤提使中银集团元气大伤,而这次挤提亦是自1965年广东信托银行倒闭及恒生银行挤提事件之后最严重的挤提事件。港督衛奕信爵士形容流血事件是慘劇,感到震驚及悲哀。他同時認為,這個悲傷的事刻值得香港人反省。

文礼治总督发表声明:“在这时刻,我认为适宜发表的谈话就是,使用武力对付手无寸铁的群众是不可以接受的,而且不是一项适当的措施。”六月五日,在中国银行澳门分行及其属下的十六家支行门口,一早就排起了长龙,发生了自1950年成立以来第一次客户挤提现象,当天提出款项3.3亿港元

[编辑] 對事件採取正面態度或沒有任何官方回應

当局对中国事态不予置评。自五日起,数以千计的新加坡人纷纷到中国银行挤兑

六月八日,印度尼西亚政治和安全事务部长苏多莫说:“尽管最近北京发生了政治动乱,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关于关系正常化的会谈将继续下去”。

总统阿基诺夫人说:“我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依然如故。菲律宾驻北京大使馆仍照常工作。我们下达的指示是,确保我国在那里的公民安全并密切监视那里的事态发展。”

驻联合国大会代表在联合国关于制裁中国决议的大会上正式宣布政府的决定,“巴基斯坦国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主张,巴基斯坦国坚决 反对联合国公开干预成员国内政的错误。特别是干涉一个联合国及其重要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事务”。巴基斯坦是当时仅有的支持中共当局的2个国家的其 中一个,并为此在这一时期遭受了高达31亿5000万美元的经济损失。

六月,东德当局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en:Erich Honecker)支持中共血腥镇压示威者,“武力镇压反革命人士是对的。”[來源請求]

[编辑] 相关史料及研究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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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陳煒恆著,八九民運回憶錄,摘自澳門華僑報2006年6月1日至7月20日連載
  • 《中国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 张岂之、杨先材卷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ISBN 7040091526
  • 人民日报缩印本(1989)
  • 半月谈合订本(1989)
  • 庫恩,R.L.,(2004年),《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
  • 《六四诗集》蒋品超主编,2007年5月博大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