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也称「八九民运」（民主运动）、「八九学运」（學生運動）、「六四屠杀」、「六四风波」、「八九民主运动」、「八九学潮」、「天安门大屠杀」、「天安门事件」等、中國共產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則称之为「六四动乱」，「反革命暴乱」，近些年也改称为「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在此简称为「六四」，是1989年4月15日至6月4日间及其后一场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政治事件，以宣佈改革開放為基本國策、發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在反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爭論為背景，在大规模的学生、民众的的游行和示威运动中开始，但是学生团体和政府之间在交涉中未能达成共识和政治妥协，最后以政府召集军队武力镇压造成若干（具体数字不详，存在从几百到上千的各种说法）市民和学生死伤而告终。一般认为事件的中心是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此外上海等很多城市也在这一期间进行了表达各种政治主张的示威游行。一般政治评论家认为此次事件导致了自1978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改革步伐的停步甚至倒退。而事件中的众多争论时至今日也尚未解决。
1976年9月9日，在毛泽东逝世之后，中国开始由自由化知识分子、领导阶层的具有改革思想的人士和广大民间共同进行的“思想启蒙”运动。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中国人民对其有莫大的憧憬，希望摆脱十年文革的混乱及过去的愚昧、贫穷。1985年，当局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遣返私营企业中的公方代表，引入市场经济中的许多观念，发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同时亦在原有计划经济理论遭到抛弃的情况下引发了国内民众的思想混乱。及后各地国营企业关闭，全国约有数百万工人失业，在当时中国政府受到了极大冲击。同時亦引發貪污腐敗物價升漲等問題，在民間造成一定的不滿。[1][2]
20世纪80年代，世界正处于冷战的最后阶段。1985年，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上台，推行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新思维」运动，在社会主义阵营内产生广泛影响。被北京政府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西方民主思潮也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左派守旧人士认为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市场经济理念的引入，宣告中国共产党背弃了马列主义的基本信条，中国已不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具有某种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1988年，公开呼唤「蔚蓝色」西方文明的政论电视片《河殇》在中央电视台公开播出，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轰动，成为六四运动的思想前导。随着中国的开放，中国人开始更多地接触西方自由、民主、人权思想，很多先进的学者人士开始公开提倡自由、人权、平等、民主，许多学生更是通过各种形式表达这方面的诉求。
从世界范围内看，六四运动并非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当时整个共产国家阵营内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六四事件发生的同一天，波兰团结工会在大选中获胜，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随后不到一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先后发生和平演变，两年后苏联亦宣告解体，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这些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在不到5年的时间中发生了政权轮替，并改变了原有的政治体制。
事件记录
起因
1987年1月，原本被中共最高领导鄧小平選定為接班人的胡耀邦被指反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違反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在重大政治問題上失誤[3]。1月16日，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胡耀邦請求中央批准他辭去總書記的職務[4][5]；同時，中共中央下達（1987年）1號文件，號召全黨全國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6][3][7]。
4月15日，胡耀邦因病逝世，终年73岁。中共中央表示哀悼，并称他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中国军队杰出的政治领袖，长期担任党的重要职务的卓越领导人」。事件导火线是由于中国学生自发的 悼念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胡耀邦（中共文件显示，1987年，胡耀邦因对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纵容而被中共元老们要求辞职），但很快学生的纪念活动就演变成为一场反对「官倒」，反对腐败，争取民主、争取自由的抗争。事件的起因有着更为深刻和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以及与当时中国国内、国外势力的斗争和较量有关联。
4月16日，北京高校学生以及各界人士自发前往胡耀邦家庭灵堂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上海大学生进行了街头游行活动，表示哀悼。
扩大化
4月17日，天安门悼念活动规模逐渐扩大，开始有学生到广场游行，纪念胡耀邦。当天下午，第一支游行队伍，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的约500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举行悼念活动，活动中曾有警察试图驱散群众，但是没有成功。整个活动在下午6点半和平结束。活动中有外国记者和外交人员在广场照相，部分学生还接受了采访。到当天晚上，广场上已经聚集上千人，除了政法大学的学生外，还有其他高校学生和普通市民。
4月18日凌晨，又有一批约3,000人的学生队伍从北京大学出发，向天安门广场游行，沿途又有近千名清华大学学生加入。清晨，数百名学生聚集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要求人大常委接见，并向人大常委提交了一封请愿信，提出7点要求[8]：
- 重新評價胡耀邦同志的功過是非、肯定其「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
- 嚴懲毆打學生和群眾的兇手，要求有關責任者向受害者賠禮道歉。
- 盡快公佈新聞法，保障新聞自由，允許民間辦報。
- 要求國家領導幹部向全國人民公開其本人及家屬的實際財產收入，嚴查官倒，公佈詳情。
- 要求國家有關領導人就教育政策的失誤對全國人民作出正式檢討並追究責任，要求大幅度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子待遇。
- 重新評價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並為在期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徹底平反。
- 強烈要求新聞機構給予這次民主愛國運動以公正如實及時的報道。
上午8时，国务院信访办的一名官员出面，接见了学生代表郭海峰、王丹。两人要求人大常委接见学生，这个要求在当天下午5时30分得到满足。此期间学生们继续静坐，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在广场聚集、静坐。学生们的口号是“民主万岁”、“自由万岁”。到晚上9点，广场已经聚集大约2万名学生。
当天在北京的几所大学出现了约700多份有关胡耀邦的大字报。在上海，情况比较稳定，只有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的数千名学生在市政府前聚集，但是在18日凌晨就已经散去；在南京，有南京大学等高校的1万名学生在鼓楼广场举行悼念活动，但是也很快恢复平静。在全国其他地区，主要是大城市，虽然有大大小小的各种活动，但是多很快在平静中收场。
18日晚上，在新华门静坐的学生与武装警察对峙。[9]
4月19日凌晨，有学生要求进入中南海献花圈，并提交之前7点要求的请愿信，武装警察筑成层层人墙，阻挡学生进入。有人高喊“李鹏出来”，并开始冲撞警方的人墙。[10]赵紫阳在接到报告后，下令武警不得带刺刀，避免伤害学生，但是同时要保卫新华门。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亲自前往新华门部署有关事宜。同日，中共中央决定，4月22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举行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并向遗体告别。19、20日两天，新华门外学生继续聚集，并且发生严重的警民冲突事件。
4月20日，北大民主沙龙开会，学生们决定自己组织学生会，废除原先接受政府和校方领导的北京大学学生会，组建“北京大学团结学生会筹委会”，由丁小平、王丹、杨涛、封从德等七名学生领导。他们希望能够团结全北京市其他学校的学生，统一领导学生运动。会议还通过了《告北京高校书》，提议进行非暴力、不抵抗抗争，采取罢课的形式争取民主。当天，新华社就学生游行和新华门外的冲突首次发表评论，称“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大局”；次日，《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批评新华门外学生静坐事件。
4月21日，北京大学学生开始罢课，抗议两天前一名学生被武警打伤的事件，也有一些罢课学生阻挡另一些学生上课。当天在天安门广场，继续有学生抗议，当天晚上广场上的学生人数剧增，达到20万人。广场上有人发表各种政治演说，要求民主与自由。与此同时，由诗人北岛发起、150名学者连署的一封表达支持学生的请愿信送交全国人大，但是未获接受。在全国，各地的示威活动升级，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试图进入北京声援，但是大多被阻拦，只有36人冒充工人身份进京。当晚，数万北京学生们提前进入天安门广场，包括数百天津骑自行车来京的大学生。
4月22日，胡耀邦的追悼会，前一天晚上，北京19所高校学生组成“临时行动委员会”，组织学生悼念活动。学生们提出3点要求：
- 请求灵枢绕广场一周，让同学们瞻仰胡耀邦遗容；
- 与总理李鹏对话；
- 官方报纸报道学生悼念活动。[11]
学生这些要求最终都未能得到满足。上午12时45分，三名学生代表获准将学生准备的花圈送入人民大会堂，之后有3名学生周勇军，郭海峰，张智勇跪在 人民大会堂前国徽下，中间的那个学生举着一个很大的纸卷，据称是7点要求。有人高喊“人家都跪了那么长时间，为什么没人理”等话语，更多的广场学生齐喊 “站起来！”。曾有工作人员试图将学生扶起。在追悼会期间，广场上坐满了等待一夜的几十万学生，为防止学生和武装警察的冲突，担心警力不足，从外地调来军 队维持广场秩序，学生们在接近一昼夜的静坐后无结果，情绪激愤，由于将近傍晚，担心入夜出事，广场上的学生代表作出撤离广场并无限期罢课的决定，但学生对 赵紫阳极大赞美胡耀邦的追悼词基本满意，随后学生们呼喊“通电全国，无限期罢课”口号，开始从广场撤离。
4月23日，赵紫阳按原定计划出访北韩。同一天，“北京市高校学生临时高联”向北京和全国各高校倡议，举行无限期罢课活动。他们称，整个事件已经转变为全面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这场大规模游行的焦点从“悼念胡耀邦”转变为“争取自由民主”。当天，北京《科技日报》突破中共当局的新闻封锁，在头版发表有关学生游行的活动，第四版又全版报道学生游行，称“学生的行动代表了十亿人民的呼声”。日本右翼报纸《产经新闻》将这次事件与匈牙利和捷克的革命相提并论，日本共同社则称，若工人也加入到学生队伍中，可能迫使政府使用武力镇压。
4月25日，清华大学“和平请愿组织委员会”提出与国务院、北京市委的领导对话，双方同意由15名学生代表与国务院副秘书长刘忠德、北京市委副书记汪家缪等人对话，可是最终因学生内部存在分歧，认为清华不应该单独与官方对话，双方对话流产。在上海，上海市委没收了当天出版的30万份《世界经济导报》，该报有批评中央决定让胡耀邦在1987年下台的决定并同情学生游行等内容。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要求该报更换有关文章后出版，但是遭到总编辑钦本立抵制，最终该报在原文处留白出版，引起海内外巨大反响。
同日，李鹏、杨尚昆等人到邓小平住处汇报学生运动的情况。
四·二六社论
4月25日，中共将政治局会议和邓小平的看法通报赵紫阳和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等。李鹏还要求胡启立负责，由曾建徽起草《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后称“四·二六社论），当晚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 目中播出，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社论全文。社论称，「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繼續利用青年學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心情，打著民主的旗號破壞民主法制，其 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亂全國，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 這是擺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社論並稱，“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12]
社论发表第二天，在上海担任市委书记的江泽民以市委的名义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要求党员群众认真学习四·二六社论精神，制止动乱；北京也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发表讲话，称要维护首都社会稳定，批评学生是在搞“文革”，是制造动乱。
部分人对将事件定性为“动乱”表示不满，很多大学党委组织报告中也有不满，称社论的发表在学生中有很大抵触情绪。
学生们对“四·二六社论”的发表反应强烈，他们召开记者会，反驳有关指责学生试图颠覆中共政权的言论，并再度提出多项要求，包括与李鹏对话、要求公安部长和新华社社长道歉等。学生们最后决定于4月27日发动大规模游行活动。
4月27日，大约5万名学生举行游行，警方保持克制，虽然事前明令禁止游行，但是在学生示威中并没有采取坚决强制手段阻挠游行活动。学生们的标语主要是“和平请愿，不是动乱”、“打倒官僚”、“拥护共产党”之类，活动中秩序良好，最终和平落幕。在中南海，胡启立召开宣传部会议，检讨之前新闻宣传方面的过失；李鹏随后要求《人民日报》再发表一篇社论，但是语气更加温和，以维持社会稳定为主旨。此外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遭撤职。对此，中共当局的说法是（原文如下）：
中共上海市委认为，《导报》定于4月24日出版的一期报纸上，在用几个版的篇幅报道追悼胡耀邦同志逝世的座谈会内容中，有些如公开发表，对稳定当前局势十分不利，将会造成思想混乱，影响安定团结。为此，市委和《导报》名誉理事长4月22日约请《导报》总编辑、党组成员钦本立同 志谈话，建议对报纸内容加以节选。钦本立同志表示同意，并打电话通知停发已印好的这期报纸，待重新排版后再印发。但是，后来了解到，原来报纸已经印好，有 些报纸已经提前发出去了。而且，第二天早晨，海外某些报纸就刊出了所谓《导报》被“没收”、“查封”的消息，甚至外国电台也相继播出了类似的消息。23日 下午，市委再次要求《导报》立即提出版面处理意见，钦本立等当时决定改版后发行。直到25日下午，改版后的清样还压在《导报》负责人手里，迟迟不签发。最 后仍未出报。25日晚，《导报》负责人给市委写了一份《紧急报告》，坚持发行原已印好的那张报纸。鉴于《世界经济导报》总编钦本立同志严重违反纪律，中共 上海市委决定，停止他的《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党组成员的职务，并向该报社派驻整顿领导小组。
很多人相信，正是由于果断处理《世界经济导报》，而使江泽民获得邓小平的赏识，最终成为选定的接班人。[13]
4月28日，《人民日报》照前日李鹏的要求，发表了题为《维护大局 维护稳定》的社论。社论指出，中国需要稳定，当前压倒一切的大局是保持社会的稳定。无视这个大局，只能给民族和国家带来灾难。 李鹏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中共中央在基本原则上的意见是相同的，即必须立即平息风波，但是在具体作为上存在分歧。杨尚昆、乔石等提议应该与学生和群众展开对话，平息怒气；李鹏、薄一波、宋平等人则认为有人在故意煽动学生，破坏稳定。
4月29日下午，在全国学联的安排下，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袁木以及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常委兼秘书长袁立本、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等， 与北京16所高校的45名学生进行对话。袁木承认黨風「確實有日益嚴重的趨向」，但強調大多數「黨的幹部、黨員還是好的」，他並稱中國「沒有新聞檢查制 度」，現行的是「各報刊總編輯負責制」；他同時多次批評北京首都高校的遊行過程中，有人喊出反政府的口號，故意煽动情绪[14]。这段对话在播出之后，大部分学生还是感到不满，认为首先参与对话的学生代表无法代表大多数学生，而且袁木回避了一些实质性问题。但是也有许多学生认为对话十分成功，并希望政府应该多举行这类直接的对话。
但是当天下午，“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北京大学代表王丹、北京师范大学代表吾尔开希等人在香格里拉饭店举行记者会，批评那样的对话“更象是一次记者招待会，由学生来充当记者，提问题。”当晚一些学生就提出应该由学生选出的代表参加另一场对话。在兰州，不满的数千名学生游行到省政府，要求与省长对话，但是未果，次日凌晨在校方的劝说下游行和平结束。在武汉也有学生發動了类似的游行活动。
4月30日的情况似乎有所平息，虽然9万北京大学生依然罢课，但是在许多高校，情况已经有所缓和，一些学校甚至已经全面恢复正常课程。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在全国学联的建议下，与北京市17所高校的29名学生进行对话。
5月1日劳 动节当天的态势也是基本平静的，不过“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委员会”在北京大学召开记者会，宣布要举行全国的罢课活动，并提出要与政府对话，此外还提出要 重新评估胡耀邦功过和学运性质、惩处420打人事件的肇事人、反贪污反腐败、允许私人办报和检讨经济政策失误。会议还倡议成立“全国学联筹委会”，统筹全国的罢课行动。当天在中南海，已经结束朝鲜访问回到北京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赵紫阳称要以疏导为主，坚决劝导学生复课。
5月2日，在上海多所高校的学生为抗议《世界经济导报》整肃事件举行游行。在北京， “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委员会”代表大会选出“北京高校提请对话请愿团”，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代表王超华为领队，北京大学代表王丹，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代表郑旭光为副领队，向中共中央信访局，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分别提交了一份声明，提出要由普选的学生代表与政府对话，而且要求允许旁听、有电视直播，并且双方代表都有相同的时间发言，且保障学生代表的人身与政治安全。
新华社在当日的报道中说：“首都高校数十名学生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接待室，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共中央递交‘请愿书’。就对话问题提出12条要求、4点声明。”并在报道中详细介绍了这份声明的全部内容（全文如下）：
一、对话双方应建立在完全平等，真诚地解决问题的基础之上。在对话中，发言、质疑的机会应均等。
二、参加对话的学生代表应该由大多数高校学生（特别是参加此次四月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校学生）公认推出。同时我们认为，鉴于各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在 这次运动中没有起到任何正确的领导和有益的组织作用，因此我们决不同意由各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指派学生代表，也决不承认由政府单方面未经广大同学的同意 而私下邀请的学生充当学生代表。
三、我们提出学生代表组成方式如下：鉴于学生自发组织产生的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在这次运动中一直起领导组织作用，并且在广大同学中获得了认 可，可以由市高联出面联络组织，由首都各高校学生根据人数多少的比例各推出若干学生代表作为学生一方总发言人，其他代表具有列席旁听，并对学生方面的发言 作协商补充，及向政府方面发言人提出质疑的权利。
四、政府方面出席对话的人员，应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级别以上，具有了解国家各种事物及决策权力的人员。
五、对话必须容许双方邀请的民间人士或团体的代表参加旁听，任何一方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或阻挡。被邀请代表在对话过程中不具有发言权，但具有事后就对话内容发表看法的权利。
六、双方发言人必须有发言机会均等的权利。双方发言人每次发言必须限定时间，质疑应限定在3分钟以内，答问应限定在10-15分钟之内，容许发言人在问答中多次质疑。
七、对话过程中必须容许中外记者现场采访报道，同时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应现场直播全部对话过程。对话双方具有现场摄像、录音和记录的权利，任何团体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干涉和阻挠。
八、对话应在政府和学生代表分别指定的地点轮流举行，时间可由双方协商确定。
九、政府参加对话人员在对话过程中应尽量回答并在会后尽量解决可以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如果某些问题确实不能迅即答复，可商定在限定的时间内举行下一轮对话，任何一方不得无理拒绝。
十、为保证对话结果的法律效力，对话双方必须对对话结果出具联合公告，并经双方共同签字证明。
十一、必须保证对话双方代表的人身和政治安全。
十二、每一轮对话之后，必须在国家各大报纸及电台上如实报道结果，出具公告，并宣布下一轮对话的时间、地点等事宜。
关于以上要求，我们声明如下：
一、为确保对话尽快达成，对以上要求，我们希望在5月3日中午12：00以前予以答复，并在对具体要求作答复的基础上，附注各条答复的理由，形成书面文件。
二、如果5月3日中午12：00以前我们得不到答复，我们将保留在5月4日继续请愿的权利。
三、关于第一轮对话我们建议在5月4日上午8：30，地点可设在北京大学。
四、此请愿书将抄送一副本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
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一天后对这些要求做出回应，表示学生的要求像是最后通碟，给予政府最后期限，否则就要游行，这是无法接受的；学生代表若触犯法律，政府也必须追究。他表示，政府与学生的对话应建立在互相信任和诚恳的基础上，不应有先决条件，并着重讲了三点：一、他们（指学生）要求对话排除经过民主程序选出的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和 各高校的学生会、研究生会，提出不同意由他们组织的对话，而是要由在这次游行中非法组织起来的“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代表对话。把由学生经过民 主、合法程序选出的组织排除在外，而由非法成立的学生组织来参加对话，这是不合情理的，也不利于学生之间的团结，容易引起学生之间的纷争。政府不愿意看到 这种情况。
二、 “请愿书”第二个问题是要同政府平起平坐，成为谈判的对手，甚至要超越政府之上。这不仅不合情理，而且表现了青年学生相当程度上的一种幼稚的冲动。请愿书 不仅提出了对话前政府必须事先答应的条件，而且提出政府什么人参加对话必须经过他们同意。他们规定政府出席对话的应为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党中央 政治局常委以上，我想，对这些要求公众舆论也是不会同意的。
三、 “请愿书”提出如此苛刻的条件，并限期答复，还说如不按期答复，就要继续游行示威，这是最后通牒式的情愿，是带威胁性的。从“请愿书”中可以看出，确实有 人在背后给学生出主意，挑起社会动乱。政府已多次说过，挑起动乱的是极少数人，广大青年学生要求促进民主、深化改革、反对贪污、惩治腐败是正当的，是合情 合理的，与政府的愿望是一致的。政府希望学生与背后挑起动乱的人分开，而自觉分开的最好办法是尽快复课，停止示威游行这类活动。我们指出，有极少数人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恰恰表现了对广大青年学生的关心和爱护。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能够理解这一点。[來源請求]
五四谈话
4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回到北京。
5月3日，赵紫阳在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的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肯定了学生的爱国热情，但更多的篇幅是强调应该保持稳定。这份谈话缓和了学生激动的情绪，
5月4日，北高联发动五四游行活动，发表五四声明，随后就宣布将从次日起结束罢课行动。学生们的游行活动到下午3点左右就平和落幕。此时大多数人认为，在赵紫阳回到北京，亲自处理学潮以后，事件应该就将结束。
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多家媒体作了如下报道：
赵紫阳总书记会见亚洲银行理事会的外宾时说 ：“现在北京和其他某些城市一部分学生的游行仍在继续，但是我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分信心。”[12]
人民日报则在头版的显著位置刊载了如下消息： “……今天是五四运动70周年，北京20万青年以丰富多彩的内容来欢度自己的节日。万名新团员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入团宣誓仪式，数万名青年分别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圆明园、官园等地参加各种游园活动……”
“……首都40多所高校数万名学生上街游行……”
“……游行组织者宣布：从5月5日起首都高校全部复课……”
5月5日的统计是北京80%的罢课学生已经开始复课，但是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复课比例最低，只有50%，有些学生认为中央对学生运动的定性不改变就不应该复课，当晚北大和北师大的“学生自治联合会”宣布次日将继续罢课。
5月7日，北大学生自治联合会成员王丹召开民主沙龙，号召继续罢课，声援准备到中国记者协会请愿抗议《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的记者。当天的美国《华盛顿邮报》也首次报道了两名学生领袖：北大学生王丹和北师大自治联合会主席吾尔开希。
[编辑] 绝食
5月13日，数百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静坐，抗议政府拖延5月2日北京学生要求的对话，并增加政府肯定学生运动为爱国运动、并推翻《四·二六社论》 的要求。由于绝食学生濒临身体遭到不可逆损伤的边缘，政府无人出面，许多医院包括军队医院自行组织抢救，为抗议政府无人理睬，参加绝食的学生越来越多，其 后北京市民加入声援队伍、募捐抢救，许多机关单位加入募捐队伍，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都捐资为学生治疗，近20个城市学生游行声援北京绝食的同学，铁路部 门默许学生和医务人员不买票乘车，大量外地学生聚集北京。当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约请知识分子出面斡旋，有严家其，戴晴，刘晓波等到广场劝说学生停止绝食，未果。
5月14日凌晨2点半，李铁映、李锡铭、陈希同等到天安门广场劝说学生返校复课。下午16时，李铁映、阎明复、尉建行等再次与30余所高校的学生代表进行了对话，未果。而学生的绝食请愿活动仍在继续，人数增加，并已经有人晕倒。
5月15日，由学生带动形成北京各行各业声援绝食学生的游行，长安街交通基本瘫痪，地铁前门站封闭，声援学生的游行车辆由学生自发组织指挥，游行学生的口号越来越明显针对赵紫阳、李鹏和当时教育部长何东昌，市民甚至武装警察对政府反应缓慢也产生不满，明显同情学生。当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中午抵达北京进行访问，由于广场上的学生仍在绝食请愿，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临时改在北京首都机场进行。而中央电视台每天转播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人民日报也不断报道，舆论也呈现同情学生一边倒的迹象。当天，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会议室，阎明复、李铁映、尉健行等与“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对话，对话因公开直播问题无限期中断。
5月16日，数十万北京各界群众涌向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学生的情愿要求。阎明复到学生当中劝说大家尽快停止绝食并返回学校。由于静坐绝食的学生和大量群众在天安门广场聚集，原定的戈尔巴乔夫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的仪式安排被取消。
5月17日，赵紫阳会见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说学生把很多事情看的很天真，很简单，以为他们只要喊几句口号，党和政府就能在一天之内把什么问题都给解决了。现在的问题是在党和政府与年轻人和学生之间缺乏相互理解。在电视公开报道上讲：我们所有重大决定都要请示小平同志。有人认为，赵紫阳这一说法使运动目标指向邓小平。有人用装满颜料的鸡蛋毁坏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画像事件。游行队伍的针对口号也开始转向邓小平。
5月18日，赵紫阳、乔石及胡启立到医院探望绝食送院的学生。同日李鹏和学生领袖在人民大会堂中进行50分钟的对话。但双方都态度强硬，最后不欢而散。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劝阻中小学生上街游行。
5月19日，赵紫阳於凌晨4時50分前往天安門廣場對學生發表了感情激動的談話：
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我这次来不是请你们原谅。我想说的是，现在同学们身体已经非常虚弱， 绝食已经到了第七天，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绝食时间长了，对身体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这是有生命危险的。现在最重要的是，希望尽快结束这次绝食。我知道， 你们绝食是希望党和政府对你们所提出的问题给以最满意的答复。我觉得，我们的对话渠道是畅通的，有些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解决。比如你们提到的性质、责任 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终究可以得到解决，终究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们也应该知道，情况是很复杂的，需要有一个过程。你们不能在绝食已进入第七天的 情况下，还坚持一定要得到满意答复才停止绝食。
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国家和你们的父母培养你们上大 学不容易呀！现在十几、二十几岁，就这样把生命牺牲掉哇，同学们能不能稍微理智地想一想。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你们都知道，党和国家非常着急，整个社 会都忧心如焚。另外，北京是首都，各方面情况一天天严重，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同学们都是好意，为了我们国家好，但是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失去控制， 会造成各方面的严重影响。
总之，我就是这么一个心意。如果你们停止绝食，政府不会因此把对话的门关起来，绝不会！你们所提的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讨论。慢是慢了一些，但一些问 题的认识正在逐步接近。我今天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学们，同时说一说我们的心情，希望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这个问题。这件事情在不理智的情况下，是很难想清楚 的。大家都这么一股劲，年轻人么，我们都是从年轻人过来的，我们也遊过行，卧过轨，当时根本不想以后怎么样。最后，我再次恳请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今后的 事。有很多事情总是可以解决的。希望你们早些结束绝食，谢谢同学们。
[15]
據張良《中國「六四」真相》的記述，赵紫阳講話完畢後，向在广场的学生们鞠躬，学生们热烈鼓掌，有一些学生哭起來。赵紫阳的讲话结束后，广场上的学生纷纷请赵紫阳签字。这是赵紫阳离开政坛前的最后一次向公众亮相。[15]
当天，学生绝食团宣布停止绝食，改为静坐抗议。晚上，李鹏及杨尚昆主持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中共告北京市党政干部大会，措辞严厉，宣布戒严，赵紫阳则没露面。之后，李鹏在电视发表演说，发布戒严令。会议尚在召开，就有人通风，各大学广播紧急通知，学生重新聚集，到各入城路口拦截军车，设置路障。当夜从外地调进北京的部队，分乘卡车、装甲车和坦克，分别从丰台、六里桥、沙子口、呼家楼等处向市区前进，均被市民和大学生阻拦，未能进入北京城。
5月20日，李鹏正式签署戒严令，北京开始戒严[12] 。
戒严令全文如下：
鉴于北京市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动乱，破坏了社会安定，破坏了人民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为了坚决制止动乱，维护北京市的社会安宁，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公共财产不受侵犯，保障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政府正常执行公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第16项的规定，国务院决定，自1989年5月20日10时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并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具体戒严措施。
[來源請求]
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据戒严令，由陈希同市长签发了实施戒严令的第一、第二、第三号令。
发布戒严令后，还是有很多中学生的游行队伍，和各企事业单位的游行队伍对天安门广场上静坐的学生予以声援，其中包括一些境外企业，送饮料和食品。事后有人指出，某些境外企业支持学生是为了煽动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來源請求]
戒严
1989年5月，出現在
長安街地下行人通道牆壁上的政治漫画
5月20日， 北京开始戒严，外地军队接到命令，开赴北京参加戒严。北京市民和学生一起走上街头，阻止军队进城。但此时在北京郊区已经有了些零星的流血冲突。戒严期间， 北京市区内也在许多交通要道口设置路障，市内交通出现不正常情况。由于军队受阻，在市郊水泥墩、翻倒甚至被点燃的汽车等路障面前，军车队排起了长龙。并陷 入了市民与学生的包围中，在市民和学生的劝说和宣传之下，年轻的士兵显得不知所措。后来据称有军长级干部因拒绝执行戒严令而被撤职。阻拦军车进城的过程也 发生多次冲突，而解放军方面，据中国官方说法：由于严格执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命令，在冲突中多人被打伤。
5月21日，天安门广场上出现数架军用直升机，低空往复飞行，撒下大量用大号字印刷的李鹏讲话传单，引起了广场上学生的骚动。
5月22日，正在加拿大访问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万里在多伦多表示：“要坚决保护广大青年的爱国热情，同时也要坚定地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5月23日，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再次举行游行示威活动。
5月24日，北京市急救中心公布，自学生绝食请愿以来的11天中（截至5月24日18：00），北京市各大医院共救治学生9158人次，留院观察8205人次，沒有1人死亡。
5月25日，国务院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政府、公安、铁路等部门坚决制止学生冲击铁路、强行乘车进入北京。
5月26日，由于天气炎热，天安门广场上的许多学生开始转移到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前的树荫下。而同时，大量戒严部队仍在北京市区周边休整待命，准备随时进城。
5月28日，天安门广场上支起了一批从全国各地捐赠来的新帐篷。
5月29日，静坐学生开始安装大型塑像“民主女神”。
5月30日，由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20余名师生集体创作的雕像“民主女神”被安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侧。天安门管理处为此发表声明说，这是极其不严肃的行为，并称雕像所处的位置历来是重大节日期间矗立孙中山巨幅画像的地方，这样做是对国家尊严的侮辱和践踏。
6月2日，刘晓波、周舵、高新、侯德健宣布在天安门72小时有限绝食。
6月3日晚19：00，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播放戒严部队紧急通告“戒严部队、公安干警和武警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一切后果由组织者肇事者负责。”[16]
天安門清场
一张被西方媒体广泛报道的图片：６月４日，一位据称名叫“
王维林”（身份至今无法确认，
魏京生称 据其调查此人在后来的又一次相同举动中被坦克碾死，但魏无法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说法）的年轻人站在离开广场的坦克车队前，阻挡坦克前进，并试图爬上战车。 根据CNN现场拍摄的画面，后来坦克在数次试图绕行未果后没有再向前移动，而士兵只是探出头示意后面的坦克车队后撤。中国官方的说法是此后撤行动充分证明 了军队相当克制。圖片由Jeff Widener (The Associated Press)拍攝。
6月3日晚10时16分，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联合发出了措词更为严厉的第叁项紧急通告，声称“解放军部队一定要按计划执行戒严任务，任何人不得阻挡。如遇阻挡，戒严部队将采取多种自卫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17]中国官方资料称，在此通告之后，天安门广场内一部分人迅即离开，但广场内仍有数千至数万人滞留不去。[18] 这也与部分录像资料显示的情况相一致。
6月3日午夜11时至6月4日清晨，上街阻拦戒严部队的大学生和北京市民与戒严部队在北京城区和市郊多处发生冲突，冲突中军队开枪射击，中枪的包括徒手阻拦军队的平民、用石块袭击军队的人士以及旁观的民众，[來源請求]也包括一些试图对伤亡市民学生进行救护的医务人员和救护车[19]。另外，也有目击人声称双方存在对等对抗，戒严部队开始并未使用武器，而一些民众首先使用抢夺的武器开火。[來源請求]和平撤出天安门广场回校途中的一队学生（包括北京体育学院学生方政）被军队坦克辗压[20] ，至少五人被压死，九人被压伤[21]。 此后若干天内，军队开枪射击民众的事件仍有发生。根据BBC记者 Kate Adie 在当时现场的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士兵从卡车上不分目标的向人群射击；在天安门广场的一次扫射中，她自己被一名遭击毙的男青年的尸体绊倒，几码之外被当 场射杀的还有两人，重伤倒地不起的两人；之前北京某儿童医院20分钟内送来40多名遭枪击的重伤者，其中包括妇女和老人，不少人是在自己家中中弹，其中有 两人已在送治过程中死亡。[22] 大多伤亡者被市民送往医院，也有死亡人士的遗体被戒严部队埋在各处（包括二十八中墙外）。[來源請求]有录像资料和图片资料证明解放军枪杀了数目不详的北京市民。[來源請求]另据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有多名战士被残害致死。而另一方面，香港报章报导有杨尚昆旗下的军队因为拒绝执行任务，与一支从外地调来的军队在长安大街对峙。
值得留意的是，中国的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这样报道了这一事件(英语广播员李丹)：
这里是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请记住1989年6月3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
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们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
士兵驾驶着坦克战车，用机关枪向无数试图阻拦战车的市民和学生扫射。即使在坦克打开通路后，士兵们仍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开枪射击。目击者说有些装甲车甚至辗死那些面对反抗的群众而犹豫不前的步兵。
北京国际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并且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来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的镇压人民的行径。
鉴于目前北京这种不寻常的形势，我们没有其它新闻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恳请听众谅解，并感谢你们在这最沉痛的时刻收听我们的广播。[23]
英语部的节目负责人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吴学谦的儿子吴晓镛。事情发生后，吴即被调离、审查，整个英语部工作人员都作了检讨。[24]
此外，6月4日当日负责在新闻联播节目中主持的薛飞、杜宪着一袭黑衣、以沉痛的神态进行播音。此后不久，两名主持人即被调离新闻联播节目组。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广播电影电视部一名副部长因「支持动乱」、带领中央电视台等部门工作人员示威游行被撤职。
关于死伤情况，一般认为死伤主要发生于军队往天安门推进途中，但对于天安门广场内的死伤情形，则有不同说法。柴玲6月8日的录音讲话提到，“有人说同学死了两百多，也有人讲整个广场已经死了四千多。具体的数字到现在我也不知道。”[25]中国官方则宣称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死一个人。[來源請求]根据录像资料和中国官方记载，当戒严部队抵达天安门广场时，广场内仍有数千学生留守在纪念碑附近不肯离去，被军队包围后强制解散。丁子霖在寻访死难者时发现，清场过程中军队曾向广场内学生开枪并杀死了学生，如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程仁兴，被戒严士兵乱枪打死在广场中心的国旗杆下[26]；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硕士研究生戴金平，被枪杀于毛澤東纪念堂附近。[27]
据当时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在《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称“在几天的暴乱中”“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六千多人，死亡数十人”“有三千多名非军人受伤，二百余人死亡，包括三十六名大学生。”死亡的军人，后来被中央军委授予“共和国卫士”的称号，共十人，其中六人是在长安街翠微路口转弯时因车速过快而翻车，油箱擦地起火死亡。[28]海外媒体的报导则多称死亡人数在千人以上，戒严部队死亡十多人。[來源請求]多数北京市民和学生及独立媒体对此事件的报道为中国政府暴力镇压和屠杀和平示威的学生与市民，世界上也有媒体将之称为“六四屠杀”或“天安门屠杀”。[來源請求]中国政府则声称是“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取得镇压反革命暴乱的伟大胜利”（见当时《人民日报》及《解放军报》）。
[编辑] 六四尾聲
6月7日，由于戒严等多种原因，人民日报在 头版发表了《本报启事》，全文如下： 近来由于各种原因，本报每天印报所需纸张供应有困难，印出的报纸也运送不出去，已无库房存放。为此，本报决定从今天起每天改出四个版（一版国内外要闻，二 版国内新闻，三版国际新闻，四版综合）。情况正常后即恢复出八个版。这个改变实属不得已，请读者谅解。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6月24日。由此可见当时北京的局势还很不稳定。
6月4日之后，尽管外国政府强烈批评中国政府的镇压行为，中国政府仍然继续搜捕拘留大批积极分子。赵紫阳本人则被软禁在家中。6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向全国转发北京市公安局通缉令，搜捕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在逃分子21人。遭到通缉的学生領袖有王丹、吾尔开希、刘刚、柴玲、周锋锁、翟伟民、梁擎墩、王正云、郑旭光、马少方、杨涛、王治新、封从德、王超华、王有才、张志清、张伯笠、李录、张铭、熊炜及熊焱。其中有部分通过各种方法从深圳、珠海、海南等沿海地区逃到美国、法国等地。这些人到外国后成为流亡的中国民运领袖，较出名的王丹、封从德、王超华、柴玲完全淡出、吾尔开希基本淡出，翟伟民、王正云、郑旭光、马少方、杨涛、王治新，张铭等七人仍在国内。[來源請求]王丹于89年7月在北京被捕，1993年2月获释，但在1995年5月再次被捕，1998年4月19日以“保外就醫”的名义提前获释，流亡美国。[29]
6月4日后，各地的学生运动仍持续一段时间，有许多地方学生和民众举行游行抗议政府的暴行和悼念被杀害的学生和市民。[來源請求]各地政府开始追究“动乱分子”。各地法庭则依据共产党的政策“从重从快”判决了一批社会上的“动乱暴乱分子”，一些人遭到处决並在6月10日起陸續以新聞方式告之。[來源請求]直至2007年，仍有至少十三名北京市民在押。[30]对干部、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则处理相对轻一些。
即便如此，六四之后全国各组织机构仍发动大规模的“清查”行动，追查六四运动期间人们的去向并备案。据称，参与过游行的一代大学生之后无一被批准入党，亦被排斥在政府部门之外，对其今后发展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來源請求]
十三届四中全会及以后的事态
6月25日，人民日报恢复每日八版发行。当日头版即以醒目的红色大字以及四张图片介绍了有关十三届四中全会的消息。标题为：“党的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召开第四次全会”，副标题则长达一百七十二字：“审议通过李鹏代表政治局提出 关于赵紫阳所犯错误的报告 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政治局常委 增补李瑞环丁关根为书记处书记 撤销赵紫阳的总书记 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员 中央委员和军委第一副主席职务 免去胡启立的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员 书记处书记职务 免去芮杏文阎明复的书记处书记职务 全会之前 中央政治局举行了扩大会议 为四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必要准备”。
在当日的人民日报第二版右下角发布了小则《本报启事》，全文如下：
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给本报印刷发行造成许多困难，从6月7日起， 本报不得不改出四块版。现在，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北京地区的秩序恢复正常，影响本报正常出八版的各种因素都已消除。因此，从今天 起本报恢复每天八块版。本报改出四块版共18天。为了弥补订户的损失，我们将陆续编印增刊、附页，随报送各订户，不再另办退还报费手续。敬请读者谅解。”
黄雀行动
-
通缉令下达之后，社会各界在香港人陈达钲为总指挥的组织下，展开了营救行动，代号“黄雀行动”，先后共营救出133名大陆人士。[31]
六四事件后中国的发展和影响
20世纪1980年代，由于国内外一系列的复杂因素（如中共缺乏改革经验，左倾路线的残余，僵化的计划经济的束缚，贫富差距拉大，腐败横行，西方国家的遏制破坏等），中国刚刚起步的改革进程遭遇了重大挫折，六四事件便是国内长期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的总爆发。[來源請求]连续两任力主推进改革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都因为對待自由化政策而半途下台，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中央之后选择有学术背景的江泽民作为继任者。
为了应对六四事件之后，政治气氛紧张，经济发展停滞，民众精神低落，国际社会孤立的困难局势，中国政府试图通过在经济领域采取更加有效地改革来从根本上缓和国内外的各种矛盾，并取得一定成效。但另一方面采取一系列被指责为侵犯人权的非常手段稳定局势，在政治领域趋于保守。[來源請求]
江泽民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主播芭芭拉·沃尔特斯采访时，解释说：“人民解放军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克制，事实证明，有近1000辆军车，包括坦克被焚毁。如果我们不采取坚决措施，中国的首都将完全陷入混乱并导致全国性的灾难。但是，我们应当从这件事中吸取一些教训，正如中国一句谚语所说的‘吃一堑，长一智’。” 江泽民表示防暴应该是警察部队，而不是军队的管辖范围。有必要进行更好的防暴训练，并使用西方国家采用的非致命武器，例如橡皮子弹。但他也同时认为，国外的新闻报道内容使问题更加恶化，今后要加强控制，国家的稳定是最重要的。
针对“拒绝和自己的人民对话” ，中共当局表示有各种各样的渠道可以了解人民的看法，同时承认“毋庸讳言，我们可能有缺点，甚至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但是，我们在不断的改进我们的工作。”
中共当局表示，中国的经济与政治改革的战略目标没有变。公开声明继续所谓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强调必须从中国的所谓社会主义的方向和轨道逐步进行，可以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做法，但决不能够照搬。但政治改革之后一直处于停顿甚至倒退。为打消香港和澳门地区的焦虑和担忧，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重申了“一国两制”的理念：“我搞我的社会主义，你搞你的资本主义，‘井水不犯河水’，我不会在港澳和台湾搞社会主义，你也不要把资本主义的一套搬到内地来。”但有部分人认为这是中國不肯實行政治改革的借口。
针对学生运动的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对“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事情”规定“七项原则”，其中包括根除腐败以及党内裙带关系。在接下来的2年里，实行了许多条例以限制官员们范围广泛的特权：新年宴会降格为茶话会；旅行受到限制，不许在风景胜地召开会议；禁止公车私用，购买昂贵的进口轿车；削减年终奖金和发放物品等。但这类措施被人认为并没有实施长久，在中小城市，政府部门公车私用，购买昂贵进口轿车的现象仍然严重。
1992年初，邓小平针 对六四事件后放慢的改革速度，发表南巡讲话，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继续維持改革的方向。九二南巡极大的促进了国内的改革进程和社会发展，当年GDP增长即达到 了最高的12.8％，并且从此一直保持了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发展速度。国内外局势的大大改观也使中国政府适当的放宽了对舆论的控制，同时非常有限度地 允许一些因六四事件而逃亡国外的学生回国。
影响与评价
中国政府的反应及采取的措施
中共当局对事件的说法经过了从“暴乱”到“动乱”最后到“风波”的转变。更加中立而为外界所接受的说法可能是“六四事件”。
中共当局的说法：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称为“社会动乱”；6·4戒严指挥部清场时称为“反革命暴乱”；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 时称为“严重的政治风波”，后统一为“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或“八十年代末春夏之交的那場政治风波”，刻意淡化事件对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的影响。
值得留意的是，至今中共当局对于六四的反思和一些评议不允许公开化。对死难者家属的悼念亡灵的私人活动也进行骚扰和镇压。十余年来，尽管中共当局党 政领导人已有几次公开面对海外媒体对“六四”平反问题的质询，但一直不正面回应评价当时的作为。2005年，赵紫阳逝世的事件也没有重笔墨地报道说明，并 且据称各大学校均收到“不允许学生悼念赵紫阳”的命令。中共对于六四的处理似乎遵循一种路线，即让历史去评价。
中国政府不允许人民在公开场合谈论六四事件，公开在传统媒体上提及六四事件仍是中共的政治禁忌。纪念六四的活动在中国也被认为是相当危险的。每年六月四日左右在天安门广场都有加派警力以防止不可预料的事件。
在中国现在使用的各种教材中，对六四事件的介绍少之又少，青年们对这段历史的了解十分有限。在一版中国高校使用的历史教材中，对六四事件的原因是这样分析的（原文）：
导致这场风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正像邓小平后来指出的，“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 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注：这段话摘自1989年6月9日《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02页）就国际大气候来看，整 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他们加紧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 “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已极其泛滥。就国内情况而言，首先是由于包括中央领导层少数领导在内的各级领导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着偏差和失误，使多年来思想战线上涣 散软弱的状况没能得到根本扭转，忽视思想政治工作，严重地存在着精神文明建设“一手软”的现象。其次是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极少数领导干部在经济体制改革 过程中，以权谋私，滋长了相当严重的腐败现象，造成党风和社会风气恶化，削弱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使党在群众中的威信降低。再有，当时物价大幅度上涨、 经济秩序混乱，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以来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之后，又面临生活水平将有所下降的情形，这也使他们产生了某些不满、误解和怨气。所有这些国际国内 的因素，使一些热衷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深受鼓舞，他们大肆鼓吹思想上多元化、政治上“全盘西化”和经济上实行私有化，结果进一步造成政治上思想上的混 乱。这场风波的规模之大、来势之猛是1949年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它使党和国家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经受了严峻的 考验。
[编辑] 部分中国官方学者的分析
他们认为：这是受外国势力利用的盲从；中国的学生和民众，对于当时正处于改革初期的社会的腐败等现象不满而宣泄情绪；中国的一部份知识分子和政治人 物则想利用学生运动推翻现政府从而掌权；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则希望能够建立一个顺从于西方社会的政府，从而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进行资本的经济殖民。[來源請求]
国内民众、政治异见人士及海外人士的看法及反应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八九民运的定性以及各种问题的争议仍然没有停止。中国民众的观点也不统一，支持镇压与反对的人都不是少数，但更多的人选择对此保持沉默。[來源請求]
在苏联解体之后，一部分中国民众接受一观点，即如果当初没有平定动乱，中国也许先苏联一步走向政治变革。有人认为，六四是历史上中国第一次可能走上民主道路的契机。很多人没有想到中国共产党会动用国家正规军对付平民。[來源請求]
有的八九一代（即见证八九事件的市民和七十年代前后出生的学生）这样评定六四：事件最初为学生运动，绝食至戒严后发展成为全民爱国民主运动（海外一 般将其称作八九民运）。他们认为的这次爱国民主运动，是中国人民对专制暴政而进行的抗争。运动虽然在中国失败，但其引发了中国人民对民主与宪政的追求。更 多的人对各种消息、传闻持谨慎态度，因为各种不连续的所谓事实很难相互分辨。他们虽然对中共的腐败等问题感到不满，但认为学生不应该反应过激。[來源請求]
相当多的自由学者与异见人士公开表达纪念和平反六四的观点，要求实现和解促进民主与宪政。不断地有人突破限制，通过各种渠道（如体制内的对话、海外媒体、网络特别是BBS与网志）发出这种声音，但他们的言论或人身受到严厉的控制。最早披露SARS爆发的蔣彥永因为在2004年上書中国人大要求为六四正名，从而被软禁后加以监视。
一些人认为：由于事涉当时中共领导邓小平决策是否正当、赵紫阳被罢黜总书记、江泽民接任等问题，且担心会由平反引发的不可控的清算会危及中共执政地位，中国政府试图有意否认六四杀人的存在，并掩盖与压制任何关于六四的话题与活动，中国政府希望人民忘记曾经发生过这一事件。[來源請求]
些学生领袖的反思
曾经参与过六四事件的许多学生领袖们也进行了许多反思，一些人意识到学生们也应对事件负有部分责任。有观点认为，少数激进学生深受革命理想的影响， 以为流血会唤醒民众，不知退让和妥协，而学生们的绝食行为在当时的要求是：推翻四二六社论的“动乱”定性，承认学生自治组织，承认学生运动为爱国民主运动 以及不对学生“秋后算账”等。这些在当时又是政府不愿做到的。而学生们在政府关闭对话渠道并实施戒严以后继续坚守广场，则是不智的；其他的诉求则太过空 泛，例如反腐败、民主等，这些要求都不是在短期内都可以立即实现的。而且，学生中的激进的言论与行为已经实质上的与当时的专制体系发生了冲突。有人认为： 最重要的是，对于以武装革命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这种大规模的民众抗议运动是不可容忍的。[來源請求]
出动全副武装的军队使用真子弹来镇压和平示威抗议民众的做法是遭到普遍谴责的，一些中国政府官员以及一些力图为政府开脱的人士后来的解释是：由于当 时中国尚没有正式的防暴警察部队，对邓小平而言，非军队不足以压服党内分歧，镇压党内外反对势力，收拾局面，稳定政局。有观点认为：邓小平无疑是个出色的 统治者，他并不愿意在赵紫阳提出的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拖延解决问题，他不能容忍赵在过去几个月中任由矛盾发展和继续激化下去。李鹏政府面对中共执政以来 首次如此大规模自主自发的学生运动没有经验，反应不力，也没有解决矛盾，也是原因之一。那时的中国政府既缺少相关经验，也没有相关法律法规，甚至都没有防 暴警察队伍。中国政府当时的手段只有派人做思想工作，但当思想工作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时，便控制不了局势了。[來源請求]
一些知名人士的看法
一些国际著名人士也纷纷发表声明，例如宋美龄发表了声明；陈香梅、韩素音也予谴责；伊东正义、樱内义雄集会发表抗议声明；长期在中国生活的美国著名农学家威廉·欣顿（韩丁），公开发出要求国际社会禁止向中国出口粮食的呼吁。
另外，另一些国际著名人士则为六四事件进行辩护。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西方国家普遍对中共政府谴责的时候，认为六四事件是为维护国家稳定所必须采取的手段，是邓小平的晚年最大功劳。新加坡还在六四事件发生后几个月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而当时大多数国家却都还在制裁中国。～
[编辑] 对中国大陆的影响
六四事件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的几年，中国的政治日益开放，经济迅速发展。但是，在六四之后，邓小平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江 泽民接任。江泽民执政后，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对各地当时参与者和组织者中重要代表实行＂秋后算帐＂严厉镇压，对八九民主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了大规 模诋毁清算，中国社会1980年代中期的开明气氛严重倒退，以致中国经济全面受挫，国际形象严重下降。由于中国社会生活的急剧倒退致使邓小平的改革政策 （其实只是单一的经济改革）无法向前进行，退休在家的邓小平借南巡发表谈话，以军队势力相要挟，对中共执政者喊话＂谁不改革谁下台＂，邓小平南巡讲话促使江泽民和李鹏继续执行开放改革政策．此后中共加大了经济开放的力度．这在客观上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提高中国的综合实力起到了一定作用。[來源請求]
六四事件对中国长期的影响则也许需要再过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才可能有定论。在国际上，中国政府用军队镇压学生运动的负面形象长期挥之不去，影响中国的 外交运作；在国内，和六四事件相关的话题不时被提起，尤其是在领导人更替的时期。中国政府对六四事件的结论虽然基本上从未改变，但一直有一部分人希望有一 天会“翻案”。在六四事件之后，中国有一些人对政治从此彻底失望而不管政治，也有一些人开始思考之前很少思考的自由、民主、宪政等政治问题。一些长期的共产党人和共产党的支持者在六四后成为共产党的反对者。[來源請求]
六四事件也是中国大学风气转变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之前，大学生们不仅在学业上努力，许多人还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关心民间疾苦和国家前途，却因此也容 易产生不成熟的政治冲动。六四事件后，大多数高校都搞人人过关，强迫学生写检查，不写不予毕业。大学生们痛切意识到关心政治的危险，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个人 前途和社会生存，许多人抱着出国至上的态度，在英语和计算机能力的提高上花费了过度的精力。此外，1989年的高考竞争也因为许多著名的高校大幅度缩减招 生规模而变得异常激烈。减少招生据说是因为中央政府有意削弱大学生的规模。然而这种趋势立刻因为整个社会对受教育人士需求的增大而消失。[來源請求]
然而，事件在大陸也不是完全沒有影響的。一般人可能只知道有這麼一件事，但具體程況卻不清楚。亦有些時候，一些涉及當時的一些文學創作，亦只是以「一场政治风波」來概括了事[32]。事件結果的確使民眾對事件一無所知，使《成都晚報》兩名年轻的廣告部人員錯誤以為事件「只是一宗礦難」，從而容許一份被中央政府極為震怒的紀念64廣告（2007年6月4日：“向坚强的64遇难者母亲致敬”）。
[编辑] 對香港的影響
對香港關係而言，由於香港對北京學生運動的支持，原本與中國政府同一陣線的民主派，在六四事件發生後與中共分道揚鑣，香港民主黨前主席李柱銘、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及著名作家查良鏞（筆名金庸）都憤然辭去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的職務。這亦埋下了到現在香港人與中國中央政府之間的不信任。
六四事件引發了港人大規模的移民潮。雖然1990年代初西方許多國家的經濟疲軟，使不少香港人在取得西方國家的護照之後又一度回到香港定居，但隨著回歸後香港經濟急轉直下，這些人很多又再離開香港。另一方面，這批新移民所帶來的龐大現金儲備和稅收，亦為這些國家的經濟重新注入活力。加拿大和澳大利亞都因為香港移民的資金而使經濟得以反彈，從而吸引更多來自東亞及東南亞地區，如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及韓國的新移民。
在六四事件發生後，香港教育界擬在1989年6月7日發動全港師生遊行，藉以表達對六四事件的哀痛，後來香港教育署宣佈1989年6月7日全港學校停課一天，遊行告吹。
另一方面，當時香港民間發起了三次超過一百萬香港巿民參與的支持北京學生運動的六四遊行，是香港開埠以來最大型的政治活動，由此開啟了香港巿民參與政治的意識，標誌了香港公民社會的開始。此後每年六四週年香港都會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辦紀念六四遇難者的燭光晚會，同時出現了許多大大小小的政治遊行爭取政治上的發聲。其中兩次最重要的大型遊行，分別是2003年7月1日的反對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與要求董建華下台的香港七一遊行，據主辦單位稱有50萬香港巿民參與；以及2005年12月4日爭取普選立法會與行政長官的政治遊行，據主辦單位稱有25萬香港巿民參與。由六四開始，乃至七一與一二四等，三次政治遊行是香港政治史上的里程碑。
為防止香港市民「借集會來攻擊中央」，港澳工委曾多次發動屬下的左派工會，預先訂下維園的各個足球場進行活動，以圖阻撓紀念的進行，但都不成功。
另一方面，由於中共在承諾不會對學生「秋後算帳」之後，竟然採取了比「秋後算帳」更嚴厲的血腥鎮壓，使香港人對中共採取不信任態度的人亦愈來愈多，深怕今時今日的承諾，他朝對方會反口。
他国家地区和组织的声明与制裁
在
波兰弗罗茨瓦夫城的一象征这场人民抗议事件的象征性雕塑 - 被坦克圧扁的自行车和坦克行进痕迹
六四事件后西方各国一致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但持续不到一年，出于包括自身经济利益的各种考虑，在与中国政府达成妥协的情况下，1990年部分国家陆续恢复了和中国的接触和正常经贸关系，1989年以前的进行的军事合作则被全面中止。
對事件採取負面態度
6月5日，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的發言人发表谈话：周末有人认为有必要在北京使用武力，结果造成许多公民丧失了生命。联合国秘书长对此极为沮丧。秘书长非常注意联合国宪章的要求，即联合国不应当干涉基本上属于各国本国司法权范围内的事务。然而，他非常希望在目前十分棘手的形势下能实行最大的克制。
6月12日， 世界银行发言人西松说：“世界银行今天决定中止向中国发放新的贷款”。世界银行董事会原定于十三日讨论北京提出的总共将近2.3亿美元的两笔新贷款的要 求，但是，由于目前的局势，关于这些要求的讨论将延期。二十六日，世界银行发表一项声明说：“在同中国当局磋商以后，已决定在银行执行董事会开会之前推迟 考虑几项贷款”。世界银行发言人西松说：“此次推迟考虑的贷款约为7.812亿元，本应在该行财政年度的最后一个月六月份进行讨论。这笔准备用于资助七个 项目的资金本应由世界银行及其附属机构国际开发协会提供”。
6月5日上午，布什总统宣布对中国采取五项行动：
- 暂停政府对政府的一切武器销售和商业性出口；
- 暂停美国和中国军事领导人之间的互访；
- 同情地重新研究中国留美学生要延长逗留时间的请求；
- 通过红十字会向那些在突然袭击中受伤的人提供人道主义的医疗援助；
- 在中国的事态不断揭开的同时重新研究我们的双边关系的其它一些方面。
当天中午，布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四名中国留美学生，并进行了四十分钟的会谈。五日，众议院以406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谴责北京镇压事件，支持布什总统采取行动断绝同中国军事合作的决议”；
六日，美参议院以100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一项要求总统对中国政府实行国际制裁问题的决议，包括：
- 呼吁美国进出口银行和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回顾给同中国的贸易提供资金的问题；
- 强烈要求美国负责放宽办理向中国销售的出口许可证手续的机构于作决定时考虑中国目前的局势；
- 强烈要求美国之音电台立即增加华语节目。
同日，国务院新闻发言人玛塔特怀勒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美国政府准许所有旅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在其签证到期后继续留在美国，而不改变其身份。当时大约有四万五千〇八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出于各种不同目的滞留在美国。
七日，由于中国戒严部队向外交人员公寓开枪，美国大使馆下令外交人员家属全部从北京撤离，一百二十五人离开中国。八日，美国国务卿贝克说“中国的权力斗争正在进行，局势极不明朗，以致无法断定谁在执掌政府的权力”，并“呼吁所有在中国的美国普通公民尽快离开那个国家”。同日，纽约市长郭德华宣 布中止同北京的姊妹城市的关系，并建议市政委员会命名纽约市第四十二街和第十二大街的交叉路口为天安门广场。二十日，美国白宫发言人宣布，美国政府将要求 国际金融机构推迟考虑向中国提供新贷款，以抗议北京继续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并已争取其他西方国家暂停对中国的多边贷款的努力。
六月五日欧洲共同体执行委员会发表关于中国局势的声明，“对于痛受折磨的北京人民遭到镇压表示遗憾”。“如果中国政府的政策开始走上一条使迄今为止 奉行的开放和改革政策有夭折危险的道路的话，这种合作有永久性地受到影响的危险。并取消预定六月六日中国经贸部长郑拓彬前来共同主持共同体中国联合委员会 的高级磋商会议。六日，欧洲共同体十二个成员国发表公报，强烈地谴责对和平的示威者采取的造成大批人员死亡的武力镇压”，“对中国发生的悲惨事件极为震 惊”，并指出“严重的动乱仍在继续”。呼吁“中国当局停止对北京和全国的没有武装的老百姓使用武力，立即着手寻求目前冲突的和平解决办法”。并声明，“同 级人士之间的会见已经取消，共同体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将中断”。
二十七日，第四十一届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决定通过制裁中国的《关于中国的声明》，主要措施包括：
- 在适当的国际机构内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要求独立观察员能参加审判和探望犯人；
- 停止各成员国同中国的军事合作和实行武器禁运；
- 中断双边部长级和高级接触；
- 推迟共同体及各成员国的新的合作计划；
- 文化、科学和技术合作计划仅限于在目前情况下还有意义的行动；
- 各成员国延长愿意延期的中国学生的签证；
- 推迟研究提供新贷款的要求和推迟研究世界银行的新贷款。
六月五日下午，英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召见中国驻英临时代办宋明江，“对北京流血事件极为震惊。”并决定，“取消中国司法部长蔡诚对英国的访问”、“取消英国农业大臣约翰·麦格雷戈对中国的访问。”英国报业大王马克斯韦尔的镜报集团于六月七日起停止在欧洲出版中共当局官方的英文版报纸《中国日报》。六日，英国首相玛格利特·撒切尔夫人在下议院有力地说，“这场流血表明，共产主义总 是随时准备把自己的意志用武力强加给头脑单纯的人们”，“每个国家都在单独地并共同地设法研究如何最有效地以实际行动向中国政府表示这一点”，显然，（英 国）不可能继续与中国当局保持正常的来往”。“在目前情况下，难以看出如何才能继续与中国政府就香港的未来进行接触。”杰弗里·豪说，“在目前情况下，一 切高级军事接触和政府官员访问均已停止。”
六月六日，法国总理米歇尔·罗卡尔宣 布，“我们准备从现在起冻结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级关系”。冻结“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级关系的作法涉及到政治关系，并立即生效”，“在共和国总统、 总理及政府官员同中国领导人之间将不再有任何的接触”。七日，外交部长罗朗·迪马在国民议会宣布，“法国将把它驻中国的外交代表减少到必要的最低限度，总 理星期二宣布的法国冻结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级别的关系的决定，显然并首先适用于军事方面的一切合作，也涉及两国间的整个政治关系”，并表示，“任何访 问都将中断”。
六月五日，联邦总统魏茨泽克在纽约与德奎利亚尔秘书长会晤后说：“鉴于军队对北京示威者的屠杀，我不仅对处理紧张形势时动用武力表示最深切的遗憾， 而且希望中国重新采取符合其人道传统的方法。”联邦外交部长根舍说：“在北京的民主运动被镇压下去之后，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将不会有 高级会晤。”他还说：“我已通过电话同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外长就协调一致的反应取得了谅解。”联邦政府正式发表声明，呼吁中国政府不要再使用任何暴力，通 过对话解决危机。八日，联邦部长赫尔穆特·豪斯曼宣布取消德中经济委员会秋季会议。
取消了预定六月六日两名国务部长与中国经贸部长郑拓彬的部长级会谈。
六月五日发表政府声明，“对北京发生的惨剧极度悲伤。坚决反对向手无寸铁的平民使用暴力”，“支持欧洲共同体主席以十二国的名义马上表态”。七日， 葡萄牙总理阿尼巴尔席尔瓦说：“我们对中国局势表示忧虑，决定派一名部长前往澳门安慰这块将于一九九九年归还中国领土上的居民。”
六月五日，西班牙首相冈萨雷斯说“对中国发生的镇压学生事件极其担心”，“希望中国能够使其民主化进程达到终点。”六日晚，外交大臣费尔南德斯宣布“西班牙政府已决定冻结同中国高层接触”。
六月五日，总统瓦尔德海姆、总理弗拉尼茨基、外交部长莫克等相继发表谈话，“对北京事件极为震惊，要求中国领导人立即停止动用军队，和平解决事 态”。奥外交部当日召见中国驻奥大使，“声明奥政府立场并让大使转交奥政府抗议。奥政府还将保留采取其他步骤的权利”并取消原定欢迎正在奥访问的中国司法 部长蔡诚的接待活动。决定关闭奥钢联和爱林等公司驻北京代表处。
六月五日，希腊外交部发表声明：“对事态的不利发展，对暴力冲突和造成的伤亡深表遗憾。我们希望中国的事件将不会导致民主进程走向绝境。”执政的泛 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最大的反对党希腊新民主党、希腊共产党、希腊左翼党、希腊民主党都于同日发表声明进行谴责，三千多名希腊人在雅典市中心进行游行，并到 中国驻希腊大使馆门前抗议。
六月五日芬兰外长佩尔蒂·帕西奥发表声明，“对中国如此使用暴力无法理解”。“社会主义民主绝不是向群众动用装甲车，人民的军队绝不是向人民群众开枪”。同日，芬兰共产党主席阿尔莫·瓦尔斯特也发表声明予以谴责。
六月六日，荷兰外交大臣汉斯·范登布鲁克宣布，“荷兰将冻结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六日晚，荷兰外交部宣布，荷兰王国已决定中断它同中国的高层接触，“不再进行任何新的会谈。”
六月七日，丹麦政府决定“取消对中国的援款和出口贷款，取消援款的建议是由外交大臣埃勒曼延森提出的，已获议会批准”。丹麦议会外委会主席埃尔姆奎 斯特说，“中国当局的暴行必须停上。只有当这个国家出现另外一种政治气候时，援助才能恢复”。丹麦对中国的援款和贷款总计十亿丹麦克朗，约计1.5亿美 元。
六月五日宣布：取消国防大臣卡尔松对北京的访问，取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对瑞典的访问。八日，瑞典外援大臣莱纳耶尔姆．瓦伦宣布“冻结对中国的援助，这一决定是中国事态发展的结果”。瑞典对中国的援助包括赠款和软贷款。冻结援助的影响之一是，中国对瑞典爱立信电讯公司的程控电话价值一亿美元的订货将被迫取消。
六月五日瑞士联邦政府就北京事件向中国驻伯尔尼大使馆递交了一份照会，“呼吁采取克制和尊重人权，希望以对话替代武力手段”。
澳大利亚总理霍克在電視演說中為死難者落淚，並即時取消访问中国的计划。
六日下午，总理朗伊宣布：“内阁己决定请外交部长马歇尔召见中国驻新大使倪正建，告诉他新西兰政府对北京的流血事件感到憎恶”，“政府还将指示新西 兰驻华大使向北京当局转达新西兰政府的立场”，“取消警察部长定于二十日对中国的访问”。朗伊还宣布：“在最近的将来，暂停新西兰政府部长和中国政府代表 之间的接触，政府将不得不再次研究中国局势。”呼吁新西兰公民不要去中国旅游。
六月六日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发表声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最新事态的发展极为忧虑，并对所发生的悲惨事件和无辜的人员牺牲表示遗憾。这种事态发 展本身孕育着民主进程被制止和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被停止的危险。”“希望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努力和在社会上进行公开对话消除上述危险，并同 所有民主的进步力量一起保证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继续进行下去。”八日，南斯拉夫外交部长布迪米·隆查尔在议会发表讲话“积极发动的经济开放与它带来的后果 之间的冲突已经开始影响（中国）社会政治趋势，它们没有受到所有人同等程度的珍视。”“无论哪种发展思想在中国占上风，那里的事态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总 的国际关系，这个国家正面临着艰难的日子”。
六月五日，政府国务部长波日高伊·伊姆雷和外交部长霍尔恩·久洛发表谈话“北京事件非常令人遗憾，也向我们提出一个严重的警告，我们必须采取一切措 施，使任何一个政权都不能使用这种手段，去巩固保守统治地位和独裁统治。”匈牙利政府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一悲剧证明，在改革过程中，行使权力的 政治家的忍让精神和为民族命运负责精神是多么重要，政府为建立保证基本人权的法律是多么必要。”七日，匈牙利政府发表声明强调，“用武器和暴力同思想问题 和政治立场作斗争是毫无意义和不能解决问题的”。“尊重基本人权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事业和国际义务，任何国家都不能把这看成是绝对的内政”。当天下午三 时，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格罗斯就中国事件发表声明，一、我代表匈党领导和全体党员坚定地宣布，我们强烈谴责暴力和兄弟之间的战争。这种方式同社会 主义是不相容的。武装力量不是解决社会政治问题和权力斗争的手段。二、我真诚地希望，理智将占风，并能很快地回到和平建设的道路上来。
六月六日，波兰政府发言人发表声明，“波兰社会和当局以深切关注的心情得悉在北京发生的悲剧性事件。我们对死伤者的家属表示最真挚的慰问。”“在北 京发生的事情是与我们友好相处的人民的重大悲剧性事件。我们相信，中国人将跟过去一样不诉诸武力，而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当前的冲突。我们相信，理智和现实主 义将占上风，中国的改革进程和它的国际地位将不遭到削弱。”五日、六日、七日、八日，波兰报刊、电台、电视台连日来以最显著的位置，作为头条国际新闻报导 北京局势，七日晚波兰国家电视台播放了长达十二分钟的“中国事件专题”。十三日，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说：“中国是个幅员辽阔而又神秘的国家。我只能对发 生的事情感到遗憾。”关于军事管制，“只有当国家的基础本身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才有理由作出这样一个决定。我们应当尽一切努力来防上再度出现这样一种局 势”。
六月六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 过“关于中国事件声明”：“不管情绪有时是多么激烈，重要的是要耐心地寻找由社会团结目标所确定的相应的政治解决办法”，“中国目前发生的事件是该国的内 政。其他方因施加压力的任何尝试都是不合适的。这种尝试只会激化情绪，而无论如何也不会促进局势的安定”，“我们衷心希望友好的中国人民能够尽快翻过自己 历史上这悲惨的一页”。九日，苏联政府发言人格拉西莫夫说：“我们没有预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对此感到极为惊愕。”、“上个月去北京举行三年来第一 次苏中最高级会谈的官员们知道这些抗议活动，但是出于礼仪上的考虑，我们避免把注意力集中在要求民主的运动上。”“自从上周末北京发生暴力事件以来，就无 法和中国首都进行电话联系”。十五日，戈尔巴乔夫就中国局势发表看法：“我们大家都对中国发生的事情感到十分不安。我们大家都在为这个伟大国家的深刻改革 和改造的进程是否会中断而感到担心”，“这将给世界局势健康化的整个进程带来损失”。
六月八日，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西方电台报导河内支持中国政府的行动“纯属捏造”。“这是中国的内政。发生这场流血事件是令人遗憾的。我们希望中国的局势正常。”
政府六月五日发表声明“对这个友好国家的人民和政府带来的动荡感到痛心。”这一声明打破了巴西不对其它国家内部事务发表评论的惯例。
总理差猜·春哈旺声明：“对中国发生的事件表示遗憾。这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我们不考虑任何看法。”但他又说：“如果中国采取强硬路线的领导人居支配地位，就有可能使解决柬埔寨冲突的速度缓慢下来”。八日，泰国政府派专机撤回在北京的八十五名泰国公民，泰国驻中国大使馆只留十名官员。
六月八日，总理马哈迪说：“我们无意干涉他们的内政。但是，我们对造成许多人死亡，尤其是造成许多青年死亡的战斗表示遗憾。”
六月五日，外务部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关注”，并希望“局势不致进一步恶化而能和平解决”。
六月五日，日本首相宇野宗佑在首相官邸说：“我对戒严部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进行武力镇压造成重大伤亡一事不胜忧虑。期望局势能平稳下来。”同日，社会党、公民党、民社党发表声明进行谴责。并从六日起，日本三和银行、大和银行、住友银行、日本生命保险公司、松下电器公司、 西武百货、三越公司等驻北京、上海、西安等地的办事处人员被指示回国，当天有一千一百六十三名日本人回国。六日，日本银行协会联合会会长宫琦宣布：“日本 银行已经冻结了给中国的两笔贷款，数额为一.四五亿美元。”七日，日本首相宇野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说：“在中国的日本人有八千三百人，今天已指示他们撤 离。”“中国的情况令人忧虑。不能把枪口对准国民。”“要召见中国大使，正式转达政府的严厉见解”。下午，外务省事务次官村田约见中国驻日大使杨振亚， 声明“对于造成流血惨案的中国政府行为，从人道上来说是不能允许的。”同日，中国戒严部队因向外交人员公寓开枪，三名日本使馆人员住宅遭枪击，日本驻华大 使中岛向中国外交部提出强烈抗议，当天有一千七百七十四名日本人离京。同日，日本官房长官盐川宣布“为了彻底保护在中国的日本人，已向居住在北京的日本人 发出了避难劝告”，并表示实施两项政策：“一、通过红十字会提 供药品等紧急援助；二、延长在日本的中国留学人员在日本的逗留日期”。八日，通产省宣布把从中国提供出口汇单保险的“一般国家”划为“特殊国家”，这样， 每宗货物均需要取得批准方能出口。二十日，日本政府宣布，“已自行冻结要向中国提供的巨额贷款”，这笔巨款约为五十七亿美元，这个行动“等于是暂停（日 本）对中国的一切援助”。
总统李登辉发表声明：“为抗议中共以 武力镇压大陆民主运动，呼吁全世界所有爱好自由，重视人权的国家与人士，对中共暴行给予最严厉的谴责。”对中国大陆同胞给予一切可能的支援，并与中共作彻 底的决裂。国防部于当日下令“停休返防，迅速进入备战部署”。作为支援大陆民主运动的特别措施，公布了四项措施，其中有：向放弃中国护照的在外国的中国留 学生和学者发放中華民國护照；向这些留学生和学者提供学费和生活补助。
六月五日清晨，中银集团所属的十三家分行门口排起了长龙，发生了中银集团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客户挤兑，当天提出款项五十亿港元，创历史最高纪录。此次挤提使中银集团元气大伤，而这次挤提亦是自1965年广东信托银行倒闭及恒生银行挤提事件之后最严重的挤提事件。港督衛奕信爵士形容流血事件是慘劇，感到震驚及悲哀。他同時認為，這個悲傷的事刻值得香港人反省。
文礼治总督发表声明：“在这时刻，我认为适宜发表的谈话就是，使用武力对付手无寸铁的群众是不可以接受的，而且不是一项适当的措施。”六月五日，在中国银行澳门分行及其属下的十六家支行门口，一早就排起了长龙，发生了自1950年成立以来第一次客户挤提现象，当天提出款项3.3亿港元。
[编辑] 對事件採取正面態度或沒有任何官方回應
当局对中国事态不予置评。自五日起，数以千计的新加坡人纷纷到中国银行挤兑。
六月八日，印度尼西亚政治和安全事务部长苏多莫说：“尽管最近北京发生了政治动乱，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关于关系正常化的会谈将继续下去”。
总统阿基诺夫人说：“我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依然如故。菲律宾驻北京大使馆仍照常工作。我们下达的指示是，确保我国在那里的公民安全并密切监视那里的事态发展。”
驻联合国大会代表在联合国关于制裁中国决议的大会上正式宣布政府的决定，“巴基斯坦国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主张，巴基斯坦国坚决 反对联合国公开干预成员国内政的错误。特别是干涉一个联合国及其重要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事务”。巴基斯坦是当时仅有的支持中共当局的2个国家的其 中一个，并为此在这一时期遭受了高达31亿5000万美元的经济损失。
六月，东德当局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en:Erich Honecker)支持中共血腥镇压示威者，“武力镇压反革命人士是对的。”[來源請求]
[编辑] 相关史料及研究书目
- Calhoun, Craig. 1994. Neither Gods Nor Emperors: Students and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Davis, Deborah, and Ezra F. Vogel. eds. 1990. Chinese Society on the Eve of Tiananmen: The Impact of Reform.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Public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 大衛‧艾克斯等著，1990，未完成的民主運動：Time雜誌詮釋的六四事件，譚克強等譯。臺北：時報。
- 季季主編，1989，鮮血流在花開的季節：六四歷史的起訴書（1989）。臺北：時報。
- 聯合報編輯部編，1989，天安門1989。臺北：聯經。
- Liu, Xinyong. 1996. University System and Campus Life: Prerequisites for Student Movements in Contemporary China. Ph.D. diss., Syracuse University.
- Weller, Robert. 1994. Resistance, Chaos, and Control in China: Taiping Rebels, Taiwanese Ghosts and Tiananme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戰爭機器搜索群編，1990，歷史如何成為傷口？「六四」的非官方說法。臺北：唐山。
- Zhao, Dingxin. 1995. Reform and Discontent: The Causes of the 1989 Chinese Student Movement. Ph.D. diss., McGill University (Canada).
- 楊繼繩，2004年11月初版，《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香港：特區文化圖書有限公司。ISBN 9626758031
- 鄒讜，1994，《二十世紀中國政治》，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張良編，2001，《中國「六四」真相》，明鏡出版社。 ISBN 9628744364
- 六十四名香港記者編著，1989年9月初版，《人民不會忘記─九八九民運實錄》，香港記者協會出版，無國際書號
- 陳煒恆著，八九民運回憶錄，摘自澳門華僑報2006年6月1日至7月20日連載
- 《中国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 张岂之、杨先材卷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ISBN 7040091526
- 人民日报缩印本（1989）
- 半月谈合订本（1989）
- 庫恩，R.L.，(2004年)，《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
- 《六四诗集》，蒋品超主编,2007年5月博大出版社出版。
Pos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