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纪元与华教的张力

新纪元学院风波（新院风波）的争议不知不觉已经僵持快要半年了，有人说这场风波是一个毫不留情的内耗，也有人说这场风波的双方并没有路线不同之争，只要大家放下身段，争议就能解决。许多人都不敢于在这场风波中表态，以避免被标签，更有人因为未来可能涉及的利益关系，而不愿意介入而选择充耳不闻。

然而，我认为这场新院风波发展到今天，作为新生代的我们应该积极地发出声音检思，更应该在这场战中反思华教运动的张力与矛盾。而我觉得在这场新院风波中，其实是凸显了两方的路线之争、理念之争，而非只是柯叶间的意气之争或是派阀的保卫战。

雇主关系VS 战友关系

从两方的言语之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之间对于参与华教运动伙伴的关系有不同的定义，几乎都是老板级的董事当权派认为华教运动的秘书处成员、新纪元学院的教职员都是他们的员工，必须听命于老板，而且必须遵守职场的纪律守则，假设员工对于老板有任何异议而无法合作的话，就请你离开或停止合约，老板不需给予任何理由，因为这是老板的权力，而俗称华教硬骨头派则认为，参与华教运动的伙伴关系是战友关系，因为大家只是在华教运动上于不同的位子上扮演不同的角色，各司其职，并非老板关系，而华教运动的老板应该是常年资助华教运动的华社，而非董事，所以董事应该听取民意，尤其是华教元老、校园主体的声音。

其实我认为，当权派的老板员工论放在在私人企业界确实无可厚非，毫无争议，但是放在以华教运动运动里，这确实应该有所争议，华教运动是一场具有包容性与结合各方力量的群众抗争运动，不管是以何种形式来参与这场运动的人都不应该以员工老板关系来处理，因为他们到这里服务并非是加入私人企业般，基于钱途或前途，而是因为民族感召抑或想要推动华教运动的发展，所以加入这场运动，不但其动机与当权派加入华教运动是不分彼仲，而且所面对的风险与挑战是相同的，要把这关系建立在战友的伙伴关系是应该的，如把它看成雇主关系反而是有点不应该。

除了这个关系论外，我觉得我们应该从关系论中看到华教运动所面对的局限问题，就是今天能够进入华教运动权力中心的人都必须是有产阶级、校董级人士，而那些无产阶级、非校董级却想为华教运动的人，只能够成为行政人员、教职员为华教运动献力，这个问题如果建立在之前的战友关系上，应该还能修复这个局限，然而如果当权派把其视为雇主关系的话，那就是并没有正视结构上所出现的局限，而沿用权力把战友排除门外。我认为，华教运动如果继续沿用修复方式来克服这个局限的话，以长远来看不能解决华教运动将会老化、资产化的现象，同时也间接地拒绝接受新生代、中生代参与华教运动，这个问题应该得到检讨与重视，不然的话，华教运动永远不能走出现有的框架。

由上而下VS由下而上

在这半年来，我们不难发现两方之间对于管理新纪元学院有不同的处理手法，当权董事派是沿用由上而下的方式来处理新院风波问题，不管是董总特大表决、新院执行董事会决定调薪、任聘新院长，我们都可以看到当权派由上而下的领导方式，也就是上面当权派决定了，下面的人就必须跟从，虽然我不否定当权派在表决过程中可能通过了民主程序，但是这不代表合乎民主精神，因为我们不能否定的是校园由董事、学术人员、学生、行政人员所组成的一个社区体系，在作出任何影响校园个体的决定前，都应该咨询每个个体的声音，尤其是占大多数的学生与学术人员的声音更加应该得到重视。

除此以外，当权董事派拒绝召开拥有各个体代表的理事会，以只有少数董事代表的执行董事会凌驾理事会来决定任聘新院长、委任遴选委员会、调整职员薪金等决定，还有的是超过半数学生与教职员所提呈的要求，皆没有得到任何正面的回应，只是被当权董事派以一闪而过，这些种种显示了当权董事派缺乏校园民主精神的体现。

在校园民主的概念中，其实很清楚表明了学生与学术人员在校园的主体性角色与校园决策的过程应该是如何落实，当然新纪元学院作为以校园共治为精神的校园早就具备其中的机制，但是这个机制拥有许多的合法缺陷，所以常年需要也是沿用基本共识来完善化这个机制。而在这场战中，更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检讨新院校园民主机制中的缺陷，其中包括新院理事会的董事代表与校园个体代表不成对比的问题、理事会的决策权式微、校园政策决定过程的不透明等等问题。新院作为一间校园民主闻名的校园，不能不正视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也是衍生到建立校园个体互相监督机制的问题，我相信我们都相信绝对的权力让人绝对的腐败，国阵政府的例子你我都有眼可见，所以新院的监督机制应该开始建立，那就能解决许多不透明化、董事会权力过大的问题，更不会出现目前一直谣传令人不安的账目问题或令人不安的雪邦校地问题。

除此以外，新院理事会董事与校园个体代表不成对比的问题，也就关系到校园主体民意能否有效传达的问题。国阵罔顾民意、因朋党利益而决策的例子，一直都是让人诟病的事情，因为理事会代表不成对比就好象选区划分不成对比的情况一样，会造成当权者能基于所囊握程序民主的合法性来做决定，而作出与民意相违的事，
所以新院也应该从中得到启发，而做出改进。

妥协单元教育政策VS捍卫母语教育体系

在新院风波中，新院教育认证问题一直是两方在争议的课题，当权董事派认为新院应该为了得到高教认证而改换教学媒介体，这是因为目前最重要的是替新院拿到认证为升格大学铺路，而柯嘉逊作了10年院长竟然没办法完成任务，他这样不但失职，而且可能把新院陷入非法办学的困境。除此以外，当权董事派甚至认同高教部有权力介入新院风波。

而华教硬骨头派则认为，新院科系认证问题并不是柯嘉逊的问题而是这个国家教育体制与单元教育政策的问题。而且作为捍卫母语教育教学的董教总应该在这件事情上争取到底，而不是向单元教育政策妥协，这个立场应该坚持。还有新院讲师与行政人员曾澄清说，新院并没有非法办学，因为新院有所有科系都已经拿到课程基本认证标准，已经合乎基本程序，但因为教学语言问题还没有办法通过最高的认证标准。而在于高教部介入事件中，华教硬骨头派认为当权派即将成为华教吴三桂，引国家机关入主新院。

我认为，作为目前华教运动领航者的董总应该正视《私立高等学府法令》中只容许国语与英语作为大专教学媒介体而妨碍了完整母语教育体系发展的问题，而不是向单元教育政策低头，向高教部作出妥协，这不应该是50年来捍卫母语教育完整性的董总所秉持的立场。还有，《私立高等学府法令》即将在下一季国会尾随《1971年大专法令》的修正案辩论通过后提呈1读通过，所以董总假设想要解决课程认证问题，应该加紧行动，动员所有力量施压要求高教部将这个条文修改，以容许母语成为大专教学语，全面性地解决认证问题，完整化母语教育体系，为母语教育运动立下一个大功。

虽然我不认同替当权董事派扣上吴三桂的帽子，但是我认同当权董事派对国家机关介入校园争议的论调，更加凸显了当权董事派严重缺乏校园自主的认知。我觉得，假如新院全权由一群缺乏校园自主、校园共治精神的董事来管理新院的话，新院变质的日子已去不远了，所以我觉得理事会由校园个体与董事互相制衡角色显得更为重要。

而从这件事情上来看，我们不禁要检讨到底新纪元学院虽然当年是由董教总一手创办，但是否应该就由董教总以绝对的权力来管理新院呢？还是应该委任另外一群具有学术素养的董事与校园个体共同来管理新院，以确保新院的健全发展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各位前辈深思。

担当面对VS避而不见

除此以外，我觉得作为华教运动主要领导者的叶新田在面对华教内部问题时，应该马上进行危机处理，更应该勇于面对校园主体的诉求，公开地向所有人汇报事情的来龙去脉，摆事实讲道理，让所有人能够清楚明白到底发生什么事，而不是像现在的谣言满天飞、突然出现的不安现象，这些东西不好好处理的话，只会让社会人士对于新院、华教运动失去信心，更会因为大家资讯不足、道听途说的情况下，而产生分裂，这将会对华教运动造成无比的破坏，这也是你我不愿乐见的事情。

虽然我不认同华教硬骨头谩骂叶新田的论调，但是说到厘清事实、建立信心方面，我对于院方在这件事情上做得比较好，至少在问题爆发时，院方举办了家长汇报会、学生汇报会以挽回学生家长的信心，以免新院陷入退学的恐慌。同时，院方也因为这样而得到了学生、家长的全力支持，这是应该被记上一功的。
所以，我认为如果要挽回公众对于华教运动的信心与重新整合因此事而分裂的各方，董事与院方的新院风波公开汇报会是势在必行，不然的话，我们只会看到各方可能因为误导、误会而造成严重的分裂，而经过半个世纪辛苦所建立起来的华教运动也会因为这场浩浩荡荡的大分裂而走向末路。那我不禁想请问各位前辈，本来华教运动虽然结合各方力量，在对抗霸权国家集团已经相当乏力了，经过大分裂的母语教育运动，还有能力捍卫母语教育权利吗？

最后，我觉得华教运动是时候检讨与反思这场运动了，因为我不们难发现经过50年的洗礼，华教运动已经逐渐走向官僚化、僵化与老化的局面，所以华教运动作为一场抗争运动是时候从制度上转型以吸纳更多的人进入核心角色，同时重新整合所有力量，在国家民主空间尚未畏缩前，给国家集团大力一击，为华教运动奠下另一个旅程碑。

308后公民社会的反思

公民社会是拥有共同利益、目标和价值的，非强制性而组成的行动团体。公民社会一般包括不同的场所、人物和组织机构，以及多种程度的正规性、自治性和权力结构。公民社会通常运作于慈善机构、 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妇女组织、宗教团体、专业协会、工会、自助组织、社会运动团体、商业协会、联盟等。公民社会是独立于执政集团、市场集团以外的第三部门，也是制约前两者的一个重要部门，而国家的民主化过程与公民社会的成长有着密切的联系。

2008年是大马公民起义的一年，也催生了作为马来西亚历史转折点的308政治大海啸。在这年里，我国出现了三场具有象征意义的大集会，分别是律师公会的公正之行、干净与公正选举联盟的Bersih大集会与兴权会的Hindraf大集会。除此以外，在这之前还有多场由不同公民组织所发动的反对汽油涨价、通货膨胀集会、要求集会自由的人权集会等等。由此可见，公民社会对于推动民主化与对课题反应的积极程度是让人感到喜悦的。

本来，倡议、游说、施压是公民团体制约执政集团的三大利器。然而，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在308后的公民社会反而变得相对消极，除了一般式地发文告表示看法外，对于各种课题应有的施压行动却看不见有任何具体行动，就连一直在努力推动落实的资讯自由法案、地方议会选举被执政单位以种种理由搁置时，也没有作出任何具体行动来施压或进行游说工作，有者反而协助执政集团当说客，合理化其举动。

308后，各种公民组织热衷于协助执政集团进行建设工作，通过良好施政联盟成立各种各样的议题性小组与执政集团互动，但经过了半年后的今天，不但没有看见任何实质的结果，而且公民组织之前积极地全力推动落实的咨询自由法与地方议会选举更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不禁让人们除了对这些小组的操作与效能感到质疑外，更让人们感到纳闷的是当雪州州务大臣宣布不提呈咨询自由法案时，作为全力推动此议题的公民组织也只是发文告谴责他而已，并没有任何进一步的施压行动。

除此以外，当发生律师公会论坛被民联动员支持者在外示威施压、有议员硬闯会场时，公民团体更展现了其尴尬不堪的立场；即使直到现在，那位硬闯会场的议员虽然没有得到任何惩罚或处理，但公民社会也视若无其事般地遗忘这件事情。还有当汽油高涨70巴仙时，公民团体也无法动员上街施压，反而是配合其策略伙伴而改到室内进行嘉年华式的造神集会。

经过308后的考验，大马公民社会曝露了其严重弱点与局限性。一直以来，大马的公民团体都是精英式的运作，而这样的运作方式造成很多公民团体不但是缺乏基层的支持，而且与基层人民的联系与了解是极为有限的，所以，公民团体长期以来非常依赖政党的动员能力来进行施压行动。然而，当面对该政党成为执政集团的时候，公民团体的发动能力与影响力马上立竿见影。

所以面对这种尴尬情况下，公民团体应该要反思多年来一直采用的精英模式，是时候开始转型成为基础性组织，到各地建立基层、与基层人民保持联系，以便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与动员能力，这是迫切应该要进行的事，要不然的话，公民团体是无法突破其局限性，也无法带动真正的公民议政，只会让政党继续垄断改革的议程，而让自己继续成为空中楼阁的楼主。

民联的共识在何方？

<被所谓多元进步的党报退稿的作品>

共识是一个你我都认同的一个理念，而在政党政治上，所谓的政治共识可以被理解为政治纲领，也就是一个执政联盟或联合政府所要共同推动的共识，或是共同认同的价值，谁也不可以违背这个共识，谁违背了这个共识，就是象征着他的离开。

308至今不长不短，已超过半年之久了，但是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看到号称即将要执政的民联推出任何共同的政治纲领，而让人感到好笑的是这个多元政党结盟体，在面对国阵所推出的财政预算案时，竟然是个别推出不同的预算案大纲来应对，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最后，后知后觉地推出了民联替代预算案，但也于事无补。

除此以外，我们也能在种种课题，例如宗教自由课题、916变天等课题上，看到民联之间的共识不但是缺乏，有者更是差天各地。这时我们不禁需要思考这个联盟 的合作与共识到底在哪里？难道只是在打垮巫统而已，那作为一个替代执政集团，那岂不是件可悲的事，原来被人民期待改变的集团，眼光是如此的短浅。

还是的是，在目前各方都拥有共同敌人的情况下，民联之间的矛盾还能够在“更伟大的理想”下放下来，枪口向外，但如果今天打垮国阵以后，民联之间的矛盾不但会在缺乏共识地一一表露出来，而且还会因为矛盾而逐渐分裂，把不容易得来的胜利拱手相让。

所以，我认为民联不应该在以种种理由拒绝正视这个问题，应该乘国阵还没有来得及复原之际，加强盟友之间的合作关系、沟通讨论的平台，放下歧见，建立共同的政治纲领，以解决之间的矛盾与建立共识，我觉得这是重要首先必须做好的事。

随着拉萨的释放、蒙古女郎案件的结束、电视清谈节目被禁，我们已经开始进入纳吉化的时代，也就象征压缩自由时代的开始。民联应该对这个作出准备，并在灾难来临前做好事先的准备。而且随着这个时代的开始，也是国阵重新整合的开始，民联不能在国阵复原前做好准备、建立共识，那就会是民联灾难的来临，民联可能会面对自动瓦解的危机，因为相对于国阵，民联之间的合作关系还是很脆弱不堪的。

华人企业界有一句话说，一间初创的股东公司不会在面对最严峻考验，面对股东分裂而公司解散，而是在公司赚大钱的时候，而面对内部矛盾分裂而解散合作关系，然而政党政治上也是一样，因为大家都是因为利益而走在一起，最后也会因为利益而分开。